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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82 [219] 《周文稿》第1册,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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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84 [220] 巧合的是,6月30日这一天,苏联驻华使馆呈递了一份关于《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从最近发表的文章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和苏联之间,在中共和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见《苏联使馆关于美英在华动向的备忘录摘要》(1949年6月30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6,д.117,л.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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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86 [221] 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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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88 [22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87~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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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90 [223]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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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92 [224] Правда,6 июля 1949 г.;《人民日报》1949年7月9、31日,第1版。《人民日报》的消息说,毛泽东的文章刊登在《真理报》头版位置,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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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098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三章 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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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0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政治抗争,中共终于取得了国家政权,对于毛泽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状况,无论恢复经济还是整合社会,无论是安全保障还是国家管理,中共都需要立即建立并加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需要来自莫斯科的各方面的援助。所以,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他自1947年就已经表达而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亲自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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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02 如前文所说,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中共与莫斯科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的认同,从而为中苏同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同盟关系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并对外彰显。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中国和苏联,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已有说明,而笔者要强调的是中苏外交谈判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其处理的结果。在签订条约时,中苏两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两个问题:在形式上,是维持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还是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在内容上,如何处理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问题,甚至包括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斯大林曾经表示,这些问题只有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才能加以解决。然而,当毛泽东在起程前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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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08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斯大林有意回避处理中苏条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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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发生了几件虽然不大,却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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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12 第一件事,莫斯科没有刊登周恩来感谢苏联承认中国的照会。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通过在北京领事馆的齐赫文斯基向苏联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10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通知苏联政府已决定与新政府建交。同一天,周恩来发出了中国政府的照会电,感谢苏联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1]收到照会后,10月3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外交部认为,周恩来的电报内容宜刊登在今年10月4日出版的中央大报的头版。”葛罗米柯还重新起草了一个关于中苏建交的公告,其中强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深怀敬意”。[2]然而,《真理报》在10月3日的头版中央位置全文刊登了葛罗米柯给周恩来的电报,但周恩来的回电只是作为报道刊登在10月4日的第3版。而《人民日报》则在10月4日的头版同时全文刊发了葛罗米柯和周恩来的电报。[3]斯大林是否有意造成这种反差,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看在眼里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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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17 图3-1 苏联驻中国大使Н.В.罗申递交国书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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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19 第二件事,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罗申不仅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而且是各大国中唯一随南京政府迁至广州的大使。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期间,苏联方面两次向中共解释这个问题,这说明对中共内心的不满,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5]但斯大林还是决定任命罗申为首任驻新中国大使,当齐赫文斯基就这个任命征求中国的意见时,周恩来的脸上当即反映出对斯大林这一决定的失望表情。周请齐赫文斯基等一等,然后走向附近的毛泽东办公室。一刻钟后,周回来告诉齐赫文斯基,中国政府同意这项任命。[6]显然,中国是对这项任命并不满意。毛泽东的不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苏联大使的地位与中国大使不对等。毛泽东在不久后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介绍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时,特意说明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或许不无用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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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21 第三件事,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斯大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发来的贺电。在10月16日罗申递交国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看到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斯大林亲自发出的贺电,并反复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晚成立12天。罗申在备忘录中记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函电而感到十分遗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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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23 既然苏联已经确定了与新中国结成同盟的方针,而且也充分认识到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那么斯大林有意地贬低新中国并使毛泽东感到难堪,其目的就只能有一个,即暗示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具有法统上的继承性,故应保留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就要来莫斯科了,而如何处理中苏同盟条约将是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果然,毛泽东开始不断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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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25 1949年11月5日,科瓦廖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他“任何时候都乐意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他愿意在12月斯大林70寿辰时访问苏联。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0日,周恩来到苏联使馆拜会罗申,再次提到毛泽东访苏的问题,并说除了友好交流,毛泽东还将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拟定新的中苏条约,那么周恩来将立即飞抵莫斯科。[9]同日,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莫斯科求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连季耶夫。谈话间王稼祥说,毛泽东有一封信给斯大林,他“早就怀有访问莫斯科的强烈愿望”,并希望尽快实现这一愿望,具体时间由斯大林定。王稼祥还说,周恩来也准备访苏,他受命询问莫斯科的意见:周恩来应该同毛一起前来,还是可以晚些时候再来。[10]12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国的想法和要求,并建议周恩来何时访苏由中国自己决定。[11]17日,负责安全工作的李克农在与罗申谈话时提到,美国间谍机关破坏中苏友谊的手段之一,就是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说成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和东北的一切机器设备”。[12]在此期间,身为苏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13]12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馆通报了毛泽东的访苏安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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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127 中国人不断向莫斯科传递有关中苏条约的明确信息,就是要让斯大林明白,毛泽东把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了这次访问的首位。[15]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中国反复提出周恩来何时访苏的问题,当然不是考虑礼仪的安排,而是希望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对此,斯大林也没有表明态度。毛泽东只好独自前往莫斯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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