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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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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坚持必须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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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苏联的宣传画：斯大林高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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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会谈。[17]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双方对国际局势进行简短的交谈后，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话题：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知道毛泽东要说什么，便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假装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18]毛泽东回到下榻的布利日尼亚大街别墅后，非常气愤，却又无处发泄，便对着房内的软床垫和抽水马桶大发脾气。这是两件他从不使用的东西，毛泽东叫人拆掉了弹簧床垫，却无法处理马桶，便在卫生间里大叫：“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嘛！”“人家不谈，就都不要变了。睡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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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领导人第一次见面，斯大林便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甚至连中方的意见都没有说出来。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但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问题如何解决”，并提出处理意见。[20]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苏联“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21]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这次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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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在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的庆祝大会上，苏联人特意安排毛泽东就座于斯大林身边，并且第一个发表讲话。[23]场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并没有消除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结果的不满。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待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还拒绝了罗申的求见。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毛泽东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24]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道：“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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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26]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各地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27]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确实没有公开露面，只是在别墅里看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以消磨时光。[28]尽管情况并非像毛泽东对科瓦廖夫抱怨的那样，他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29] 但是毛泽东既不回国，也不露面却是实情。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转变立场，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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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只是不想重新签订条约，但他并不愿意得罪毛泽东。为了让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对他的信任和友谊，斯大林采取了一次超乎寻常的举动。12月24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呈送一份有关中共中央的材料，共提出12个问题，讲的大都是中共的政策和做法如何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如中共领导层“仍然对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和改革中起的作用估计不足”；“到目前为止，土地改革的实行还只限于”东北和华北地区，“直到现在地主还向农民收租”；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工商业已经准备好和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而对外国企业和国际贸易却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尽管英国和美国曾积极支持并正在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这些国家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情绪在刘少奇、周恩来和李立三身上反映得尤其明显。2004年，列多夫斯基在刊登这个文件时发表的前言中说，斯大林只允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阅读这个报告，却在一次会面时亲手将报告的副本交给了毛泽东。[30]根据中国的材料，斯大林在12月26日晚曾与毛泽东举行会谈，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现阶段的情况。会谈后，毛泽东向负责警卫的汪东兴透露，斯大林交给他一封涉及中共内部问题的信。斯大林说，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31]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反应，后来又有哪些举动，尚不得而知。[32]不过，斯大林做出人意料行动的目的，除了要安慰毛泽东以外，很可能是想制造一种中苏亲密无间的氛围，使得中国领导人不便再纠缠中苏条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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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此时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毛在出发前曾向科瓦廖夫说过，民主党派很多人本来就反对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理由是：按照中国传统，改朝换代以后，都是外国人来中国朝拜，而不是相反；单独访问苏联会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33]而中共说服这些党外人士的理由就是周恩来12月16日在第11次政务会议上所说的，毛泽东这次访苏就是要废除1945年那个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条约，而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34]惟其如此，中共才能向民众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向苏联“一边倒”，中共政权也才能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伟大的形象。所以，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空手而归，他决定待在莫斯科，哪里也不去，等待时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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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日上午，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谈到在苏联的活动，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同斯大林进行“工作会晤”，并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35]毛泽东并非无意谈起的这两个问题，无疑对斯大林是一种压力和刺激——既然苏联不愿意谈签订条约的问题，那么毛泽东只有提前回国，以便同西方国家讨论建交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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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便赶到毛泽东的住所，谈及要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原因是“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王稼祥建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37]或许是中方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征得苏方同意，或许是苏方事先询问过中方的大体看法，无论如何，斯大林很快就让科瓦廖夫带着经他本人签字的答记者问文本来见毛泽东。[38]会谈中，毛泽东向科瓦廖夫表示，“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明和补充的”。毛说，他打算在莫斯科住到22～25日，在此期间，希望与斯大林讨论“答记者问中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希望拜会其他苏联领导人。[39]科瓦廖夫走后，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即致电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40]这份文件显示，毛泽东将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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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签字同意让毛泽东在《真理报》上提出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就表示他已经决定让步了。当然，给斯大林施加压力的不仅是毛泽东，西方的另一个传言更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12月30日华盛顿有消息说，国务院于23日曾秘密指示美国驻国外各领事和外交代表，做放弃台湾的舆论准备，国务院认为放弃台湾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42]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事实上，12月29日，坚持保护台湾的美国军方与主张放弃蒋介石的国务院之间就对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43]结果是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44]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再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其目的就是以放弃台湾为代价而实现分裂中苏关系的方针。[45]显然，考虑到美国拉拢中国可能导致的后果，斯大林是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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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奉命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毛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未加思索地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立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时便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46]看来，毛泽东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并已计划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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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47]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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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莫斯科对中苏谈判文件的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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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1945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做了精心准备，设计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下的各种协定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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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8]就在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的时候，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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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组织了一个有众多专家参与的条约起草委员会。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即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49]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条约的名称中没有“同盟”一词，则是苏方依照惯例所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反感，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大都以此命名，如苏蒙、苏罗、苏匈、苏保等条约。[50]此外，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还看到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名称也完全相同。[51]不仅名称，除涉及东北问题（这一条后来删去了）外，其内容也与苏联同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条约差不多。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公布后，英国外交部政策司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与苏联同东欧各国的条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第一款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则与苏罗条约一模一样。条约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条约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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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3]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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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即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54]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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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56]1月22日向斯大林报送并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后交给中方的文本（第七稿）使用的也是这个名称。[57]苏方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提法。据俄国档案记载，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的问题”；在1950年1月6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毛泽东又提到“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同盟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是符合双方利益的”。[58]引起苏方注意的应该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都提到了“同盟”的概念，而苏联外交部前几个文本所使用的名称中却依照惯例没有加入“同盟”一词。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因为这比1945年与蒋介石签订的条约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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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问题。许多中国著作强调条约名称中的“互助”二字，是周恩来看到条约后加进去的。[59]这一说法的根据，大概都出自师哲的一段回忆：1月23日在讨论条约草案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60]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或人们的误解，因为苏方起草并交给中方的条约名称中一直就有“互助”（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二字。还有人回忆说，关于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的问题，周恩来觉得苏方的提法“还不够肯定”，加上了“尽其全力”给予援助一句。[61]有些研究者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中苏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议，还为增加这一句寻找了理由——这涉及核保护问题。[62]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在苏方第一稿（1月5日）中的提法是“相互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сяческую，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ую，помощь），第二稿（1月9日）已经改为“尽其所能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ет вовлеченной в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ейся стороне военную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в её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ми）。以后各稿，包括中方的修改稿，都延续了这一提法。因此，“尽其所能”一词为中方修改时所加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