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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后不久，中国也提高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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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大林出面过问此事。3月4日，斯大林致电周恩来，要求其对中国的举措做出解释。3月22日周恩来回电进行解释并提出建议：（1）苏联宣布卢布与黄金挂钩，人民币尚未同黄金挂钩，而对于中方提出的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直接汇率的建议迟迟没有结果。目前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是通过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确定的。（2）最近以来，美元不断贬值，迫使中国必须经常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没有确定直接的汇率。（3）因此，中国建议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不要通过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确定，而直接在卢布含金量和中国的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如此计算，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6753.9元。待战争结束中国实行货币改革并确定人民币的含金量后，再确定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直接的汇率。（4）从目前中苏贸易的商品价格来看，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定得过高，而中国的黄金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相对较高，因此建议直接在卢布含金量和中国的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中苏货币的汇率。如同意此原则，请指派代表同中方进行谈判。[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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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此做何反应，中苏之间是否进行了相关谈判，目前尚无史料说明。实际情况是，4月3日，中国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的对苏贸易结汇合同，将关外地区的汇率改为1卢布兑换人民币6842.10元，而关内地区仍保留为1卢布兑换9500元。[176]显然，这是部分地采纳了中国的建议。鉴于当时中国对苏贸易中，关外地区（东北和新疆）所占份额较大，故对汇率的这种调整还是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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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估计这个文件是对中方的新汇率规定最初的反应。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便擅自做主，另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4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4月5日国家银行的文件，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波波夫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警告处分。此外，在私下里，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而葛罗米柯则被贬为驻英国大使。[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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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为此还进行过什么交涉，目前没有史料依据。不过，后来的结果是苏联做出了让步。1951年5月25日斯大林致电驻华大使罗申，表示同意签署关于汇率的协定，但要求罗申“在签署协定时声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如下保证：中方将不歧视苏联的卢布”。[178]6月1日，中苏为确定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签订了协定，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所公布之黄金牌价为厘定人民币对于卢布行市之根据”，并由此确定汇率为1卢布兑换6754元人民币。[179]1952年10月1日，中财委再次做出决定，“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无论贸易与非贸易之清算汇价一律统一按照6754元折1卢布之牌价”执行，其他清算价一律取消，不再使用。[180]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进一步认可了人民币的升值。1953年9月22日，中苏货币汇率确定为1卢布兑换5000元人民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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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由于毛泽东的坚持，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反映了中国人所要求的平等原则，而战后苏联与所有东欧卫星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中，都没有提到“平等互利”。至于中苏之间的这次外交谈判的结局，应该说，相对于各自最初设定的目标，做出重大让步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苏联在后期谈判中谋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但这无论如何无法弥补因签订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而失去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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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六 斯大林为维护苏联战略利益的深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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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不情愿，尽管想方设法进行补救，但莫斯科毕竟还是按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了同盟条约及有关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这里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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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当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以后，《真理报》突然开始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从1月1日起，分18次连载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战斗的中国》；自1月5日起连续5天在第1版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报道的栏目中都有中国的消息，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真理报》总共只发表了5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18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月4日《真理报》第3版刊登了刘少奇1949年11月16日在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83]刘少奇在讲话中突出宣传了中共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提出工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武装斗争，而几乎没有提到斯大林和苏共的榜样。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对此不满，认为在工会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大家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这一决定。11月18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致电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指责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电报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184] 苏联代表团的意见，当然反映的是苏共中央的立场。[185] 然而，斯大林不仅同意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这个与苏联意见相左的讲话，而且时隔一个半月，竟然又让《真理报》刊登出来，其中必有奥妙。实际上，斯大林并不赞成中国的革命经验具有普遍意义。[186] 他借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对中国做出如此明显的友好表示，第一次是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希望中国能够收回废除1945年条约的主张；第二次是在周恩来访苏之前，希望中国能够按照苏联的方案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然而，斯大林的算盘再次落空。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莫斯科绝对不能让美国在中苏关系之中插入一个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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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毛泽东本来就不信任，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心有疑虑。[187] 如前所述，斯大林第一次做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第二次让步，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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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以后，由于缺乏沟通渠道，只得采用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既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台湾局势，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甚至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随后，艾奇逊也召开记者招待会，做了进一步说明。12日，艾奇逊又公开发表长篇演说，继续挑拨中苏关系，提出亚洲目前最强大的力量是民族主义，它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抵触。艾奇逊还指出，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目前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承认台湾和朝鲜半岛都不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线之内。[188]这明显是美国向中共政权递出的橄榄枝，斯大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189]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190]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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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举动，斯大林立即做出反应。1月6日，维辛斯基受斯大林委托与毛泽东会谈，建议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要求驱逐在那里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并表示苏联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还说，如果国民党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苏联将不再出席安理会会议。[191]1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即将到来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途中的列车组合、伙食安排、安全保障到宾馆的饮食服务和交通设施，以及接待礼仪，苏联领导人考虑之周密，令人惊讶。苏共中央政治局甚至决定：“与中国代表团出访和在苏联逗留期间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承担”，责成苏联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基金中给外交部划拨必要数额的款项。[192]艾奇逊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国与苏联、蒙古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193]至于毛泽东后来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动机，尚难以确定，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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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比斯大林还着急，为了分裂中苏关系，破坏中苏结盟，1月底和2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亲自出马，安排驻法国大使散布各种谣言和传言，诸如苏联要求控制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战略港口；毛泽东被排斥在条约谈判之外，甚至遭到软禁；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国内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条款将出现在秘密协定中；等等。[195]这些举动无形中给苏联施加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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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斯大林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就必然破坏双方的政治关系，即使苏联能一时保住在东北的特权，也是没有根基的。其结果，苏联不仅无法依靠中国构筑东方阵线，反而不得不与一个时刻想着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的大国为邻，这对苏联的安全将会构成极大威胁。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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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迫使苏联做出让步的原因，应该与蒙古问题有关。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也是这次中苏谈判必须加以处理的难题。从逻辑和法理上讲，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则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自然就失去了法理依据。[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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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950年1月16日外交部的法律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互换的照会书。[198]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因为会谈中一直没有提出蒙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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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50年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谈蒙古问题。斯大林不明所以，生怕在外蒙独立问题上再生枝节，神态十分紧张。[199]然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外蒙古于1946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不过，周恩来的意思是，在中苏签署同盟条约并按照中方文本签署有关旅顺港、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后，中国便同意作为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布中国新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照会。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200]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中方的要求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要废除1945年的条约，如此才能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这就是说，如果不接受中国的条件，不仅中苏同盟难以建立，连蒙古独立问题也要悬置起来。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两天后，1月28日，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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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一经签订和公布，就意味着斯大林所设定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核心的远东战略，不到两年后就将不复存在。[202]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以及要求中国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战略利益的损失？苏联未来的远东战略基点又会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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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就在1月28日苏方提交了在中国方案基础上修改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两天以后，斯大林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从而完全改变了以往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时，这一决定也反映出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忧虑和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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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共同在朝鲜半岛推行托管制，以便在全面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政府。随着美苏矛盾的加剧和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也走入绝境，并导致1948年南北朝鲜的分裂。此后，苏美军队陆续撤出半岛。尽管朝鲜南北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实现各自的目标，但美苏两国却同时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而坚持一种以三八线为界互不侵犯的防守战略。[203]1949年 3月金日成访苏时，曾试探性地提出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204]苏联的主张是，北朝鲜应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进行全朝鲜普选实现和平统一。[205]4月底，金日成又派人探听中国的意见，毛泽东原则上支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但希望朝鲜不要急于采取行动，应等待有利时机，中国完成统一后即可派军队帮助朝鲜。[206]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后，金日成便制定了进攻南方的“瓮津半岛作战计划”，试图立即实现统一。但计划在莫斯科受阻，9月下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决议，否定了这个计划，认为“这可能给美国人提供以各种方式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的借口”。[207]新中国建立后，金日成再次动心，并写信给毛泽东。但此时中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西藏和台湾的问题均未解决，毛泽东不好作答，只能求助莫斯科。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答复毛泽东的电报中，苏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朝鲜人民军目前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208]11月5日正式发出电报表示将帮助中国说服朝鲜人。[209]此后，莫斯科又多次警告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军事顾问，“严格地、坚定地”执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210]直至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在12月16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还说，“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211]总之，到1949年底，在阻止金日成采取武力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与中国的主张还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一个月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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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说金日成在17日的一次午餐会上，借着酒劲再次提出使用武力解决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并强烈要求与斯大林当面协商。[212]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做出反应。但是，1月30日，也就是被迫接受中方有关中苏协定的条款后两天，斯大林突然通知苏联驻朝使馆，他同意金日成关于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并邀请金日成秘密到莫斯科，商讨具体行动方案。[213]这是迄今为止研究者看到的斯大林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第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表明，苏联此时已经不能满足对朝鲜北部的控制，而是要控制整个半岛，而且还急于通过武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涉及对朝鲜战争起源的另外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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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是因为艾奇逊在1月12日的讲演中提到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内。[214]这种看法混淆了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条件。不错，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确与美国的态度有关。以前他担心对南方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所以再三阻止北方采取武力方式实现统一，而在美国明确表示态度后，这种担心似乎就不存在了，至少是风险大大降低。不过应该说，美国是否会干预在朝鲜发生的战争，只是斯大林决定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而不是他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在确定美国不会参战的条件下，莫斯科才有可能同意金日成采取行动，但如果没有苏联本身的利益和在亚洲追求的目标，一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真的单凭艾奇逊一句公开讲话，就甘愿为北朝鲜去冒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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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列多夫斯基披露了一份重要档案，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在1950年8月27日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考虑。斯大林所说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有意让美国“放开手脚”，“再做一些蠢事”。而事实上美国确实这样做了，“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斯大林还得意地说，美国的力量“被牵制在远东”，而中国的参战又使得美国在战争中“无力自拔”，这样就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215]于是，列多夫斯基推断，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美国将干预这场战争，甚至有意为其创造条件，而且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这样就能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216]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然后再让中国与美国作战。斯大林的确希望人们这样来理解他的解释，以证明他的深谋远虑和神机妙算。然而，斯大林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与事前他担心美国出面干预的诸多史实完全不符。实际上，斯大林不过是在其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并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把结果说成是动机的掩人耳目、文过饰非的手法。因此，引诱美国参战也绝不是斯大林本来所追求的目标。[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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