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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50]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51]中共中央则下发通知说：这次会谈及结果，“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的兄弟友谊的新发展”，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强调苏联所给予的“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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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优越感，在苏军撤退前，莫斯科还是提出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族感情的愚蠢建议。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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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954年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而写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于11月27日复电，表示原则上同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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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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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上述意见，并指出，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此外，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撤军计划。[55]不久，苏联政府通知，不再修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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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所说的撤军计划，即1955年2月2日苏联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的旅顺口苏军指挥部提出的撤退和移交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55年1月“向中国指挥部代表介绍辽东半岛条约地区的防御体系，并协助他们组织半岛的设防”；2～3月“将部分中国部队运进辽东半岛条约地区，并训练他们掌握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和作战技术器材”；3月12日前第十七近卫步兵师全部人员及装备撤至远东军区；3月31日前，担任防务的中国部队进入防区和营房；4月15日前完成防务和设备移交；5月31日前全部苏军和中国不予留下的装备撤离旅顺口，同时，派来军事顾问，陆军76人，海军106人，以培训中国驻军。关于有偿留给中国的武器和物资，除汽车、运油车和拖拉机按现行贸易协定偿付外，均以贷款方式偿付。贷款利息为年利2%，自1955年起10年内每年等分偿还。[57]后来，苏军撤离、中方进驻以及移交和培训的程序基本上是依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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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起程回国，开始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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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第五十五航空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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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海军——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型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1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空军——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4.53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此外，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约值人民币4亿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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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得较好，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高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61]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62]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63]而中国军队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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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64]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65]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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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时间。不过，从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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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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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新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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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一五”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在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紧接着就要大规模开始经济建设了。赫鲁晓夫送来的厚礼犹如及时雨，对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建设，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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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民众对于苏联的看法与中共上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早在建国初期就通过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的“中苏友好协会”，在广大民众中开展了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66]由于广泛发动群众，到1950年10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个总分会、37个省市分会、17个直属支会和4667个支会，会员达300多万人。一年来，中苏友协总会及各地分支会共出版期刊34种，其中主要的有总会的《中苏友好》、东北的《苏联介绍》、旅大的《友谊》、武汉的《益友》、上海的《苏联知识》等，出版介绍苏联的单行本70多种。总会电影放映队曾赴25个市、县、蒙旗放映有关苏联的电影591场次，图片巡回展览队也分赴各地举办展览会，观众达140多万人。仅东北中苏友协一年就放映电影868场次，观众近230万人次。举办宣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各种专题讲演和讲座也是友协开展的重要活动。就上海、北京等10个城市的统计，讲演和讲座共举办185次，听众达31万多人次。此外，各地还通过幻灯、洋片、屋顶广播、文化棚、秧歌、短剧、鼓词等形式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加强对苏联的认识，增进中苏友谊。[67]为了进一步利用中苏友协这种社会团体促进对苏友好和向苏联学习，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宣传部应将中苏友协的工作正式列入自己的业务范围。“由中央局直至县委各级宣传部，均应指定一人专管友协工作，最好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处长或县委宣传部的科长担任所属友协的实际负责人”。[68] 中苏友协由此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同妇联和共青团，成为中国国家单位中不可或缺的机构之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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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沈秉镇副教育长在中苏友好协会新生公学北京分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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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1952年下半年，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当中，崇美、亲美和轻视苏联、怀疑苏联的思想情绪仍然很严重。[70]在这种情绪中，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中苏友好月”宣传活动，多数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一点从新华社内部报道的标题中便一目了然：《上海市中苏友好月活动陷于僵局》，《东北各地干部对中苏友好月的意义认识不足》，《南京市工商界对中苏友好月活动极冷淡》，《汉口预章中学学生对苏联认识混乱》，等等。[71]在一般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对与苏友好和苏联援助持怀疑态度。如太原市民普遍提出：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苏联为什么不出兵？长春铁路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强调无代价交还中国；苏联为什么要延期使用旅顺口基地？苏联专家在中国领取高额薪金，由谁来负担？[72]同样的看法在北京市民中也非常流行。[73]汉口某中学的学生向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海参崴原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要给苏联占去？开发西北石油、有色金属，为什么苏联要拿走50%？苏联的花布为什么在中国倾销？苏联力量强大，为什么不出兵朝鲜？对于这些问题，该校老师都不能解答。[74]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昆明市各阶层民众的看法也具有代表性。在学生中30%以上的人对苏联给中国贷款还要利息不满，认为苏联向中国提供商品货物也是要在中国发展市场，还对苏联延长使用旅大及与中国合作开采新疆石油提出疑问。工商界及民主人士则认为：抗日战争时美国对中国有很大援助，苏联是到战争要结束时才出兵的；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就是为了运走那里的机器；苏联以和平的政策作为实现侵略的手段；苏联只有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苏联援助中国是想在中国得到一些好处。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应该中立和自力更生，而不应该“一边倒”。[75]对此，天津、河北高等学校教师中有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刚站起来又倒下了。”还有不少人把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同等看待，说过去在中国有日本顾问、德国顾问、美国顾问，现在又来了苏联专家。新华社记者报告说，虽然目前没有人公开反苏，但“不必亲苏”的说法还是很普遍的。[76]显而易见，这种情绪很难面对即将到来的苏联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经济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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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思想认识和情绪，已经影响到对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态度。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144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不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77]国营华中钢铁公司大冶钢厂1953年生产的钢材废品率达10%，其中有很多品种的特殊钢材几乎全部报废。据该厂技术监督科科长夏宗琦称：关键问题在于生产过程中没有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78]另据报道，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抵触苏联专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种情绪在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程师和老工人中间尤为明显”。[79]李锐曾在日记中总结了水电总局1951～1952年对苏联专家态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诸如向专家征求意见不主动；遇到一点儿小问题就找专家，而有大问题却不向专家咨询；对专家的建议没有反应；对专家的工作没有计划安排；没有系统地向专家介绍情况；等等。[80]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尤其是技术兵种。如在海军就有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甚至提出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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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现象在经济恢复时期尚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将要全面开始经济建设的时候就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了。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亲自站出来讲话。1952年10月20日，针对军委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卡苏林对中方工作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毛泽东指示总干部部召开负责干部座谈会，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并进行检讨。[82]11月11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83]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讲话虽然粗暴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在同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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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泽东的要求，各军事部门对与苏联顾问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普遍检讨。12月27日，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彭德怀并毛泽东报告了与苏联顾问关系的检查结果，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于次日批示：“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85]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报告说，从已报来的材料看，各单位和顾问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同顾问商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对“争取顾问帮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不深刻，行动上对顾问有不够尊重的表现。各单位提出的今后改进意见主要有：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首长及部门的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向顾问征求意见等。第二天，毛泽东以“关于各军事部门与顾问的关系的总结”为题将这个报告转发军事系统一切有苏联顾问的单位，还加了批语：“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还要求：“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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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现代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急需的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了真正把苏联的经验和技术学到手，更好地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思想教育，开展大规模向苏联学习的运动。于是，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全党高级干部组织学习斯大林的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87]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通报说，全国学习联共（布）十九大文件和斯大林著作的高级干部达12707人，“参加人数之多，是高级干部理论学习从来未有的现象”。与此同时，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所有的企业单位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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