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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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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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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体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前期，即1954～1959年，特别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之后，形成了高潮。由于中苏关系后来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种援助。[109]中国出兵朝鲜，特别是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导致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从而给这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造成了极大困难。[110]正是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凸显出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援助，体现在资金、项目、科学技术及人才培养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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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不过，贷款的使用重点是在国防工业和军事装备方面。在中苏友好期间，莫斯科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引起各种猜测和估算。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111]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用于工业化建设。[112]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113]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方和苏方的统计也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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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中方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的说法是1950～1955年苏联对华贷款11笔，共56.76亿旧卢布。[114]《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的统计与此差别不大（56.6亿旧卢布）。[115]《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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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新卢布折合4.45旧卢布），为66.117亿。[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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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数字与中国的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杨尚昆日记》中所说几乎完全一致：苏联方面提出给中国的贷款共有 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卢布，不是66亿卢布，苏联多算了9亿卢布。抗美国援朝贷款为9.86亿卢布，而算作了19亿卢布。[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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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确实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其他项目的贷款数额和实际使用数额有些差异，但不是很大。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119]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基本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120]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21]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122]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卢布）。其他项目均无问题，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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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123]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止2月1日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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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124]其中橡胶贷款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125]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卢布，实际使用9.86亿卢布，剩余2.4亿多卢布由苏联收回。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19亿多卢布”则只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9.8亿多卢布与折扣9亿多卢布相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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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是否还有其他的贷款。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即除2月1日贷款外，还有4月10日一笔补充贷款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一笔贷款。这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卢布，减去2月1日的9.86亿卢布，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卢布，应为3.4亿卢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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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卢布。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127]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合14.6亿旧卢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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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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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129]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130]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确定贷款用途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贷款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协定条文已经相去甚远了。根据笔者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的结果，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62.88亿卢布，占19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的部分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131]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132]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列表5-4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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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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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133]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134]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的事情，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按照毛泽东的性格，他是不会让人追上门来要债的。提前偿还苏联的贷款和欠账，很可能是中国方面主动为之。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与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说：在贷款方面，现在苏联不仅不逼我们，还怕我们还债还得太早。现在只有6%的债未还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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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说明，中国向苏联贷款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发展军事工业和购买武器装备，以加强国防力量。就经济建设本身来说，此期苏联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工业企业，通过提供成套设备和图纸资料等方式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制定科学远景规划和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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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究竟帮助中国建设了多少工业项目，至今也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各种统计资料说法不一，其困难主要在于很多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合并，有的撤销，有的修改，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在1955～1958年出现了“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几次反复，对于苏联援建项目的需求也不断改变，有的撤销项目后来又增补，有的新加项目后来又取消，以至中苏双方不得不两次专门对援建项目进行清理。此外，苏联援建的很多项目属军工企业，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可知，1950年代中苏正式签订合同或协定的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工业项目，在斯大林时期确定的有1950年2月14日的50个，1953年5月15日的91个。这些项目真正开始执行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此后又通过签订协定确定的项目有：1954年10月12日的15个（至此共“156项”），1955年3月28日的16个和个别协议2个，1956年4月7日的55个，1956年9月7日的12个，以上共计241个。除去重复计算和已经撤销的23个，共218个。此外尚有非工业项目9个，合计227个。其中“一五”计划完成68个，留到“二五”计划续建或有待处理的159个。[136]“二五”计划期间协议援建项目有：1958年8月8日的47个，1959年2月7日的78个，共计125个。[137]这样，按照中方原有的资料统计，在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之前，苏联援建的协议工业项目总计为366个（实际完成和开始执行的343个），其中包括一些非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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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苏联撤退专家，导致很多正在援建的项目停工甚至下马。以后，中苏关系稍有缓和。1961年6月19日中苏双方清理了过去双方签订的苏联援建和扩建工业企业的各项协定和有关文件，确定1950年代苏联的援建工程按协定共有304个成套项目和64个车间、研究所及装置。304个成套项目包括：冶金工业46项，电站52项，石油工业11项，化学工业19项，民用机械工业47项，国防工业87项，煤炭工业30项，以及建工、林业、轻工、纺织、商业、广播等12项。64个个别项目包括：列车电站33个，锅驼机电站4个，柴油机电站2个，天然气加气站1个，炮弹装配站1个，无线电研究所4个，15瓩短波无线电发射台4个，船用电机车间1个等。在304个成套项目中，已经完成的为120个，基本完成的为29个，撤销的为89个（其中29个项目苏方已交付大约30%的设备），其余66个项目中的64项已签订新协定，2项另行商定。在64个车间、研究所和装置中，已经完成的有29个，撤销的35个（其中4个研究所已交付部分设备）。[138]同日，签署了关于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协定，其中包括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等重点钢铁企业，以及化学、石油、机械制造、国防企业和电站。[139]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在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前，已经完成和基本完成的援建项目149个，车间、研究所和装置29个，1961年6月中苏关系缓和时又确定（或继续）的项目66个。关于这66个项目，由于国内整个经济状况处于紊乱和萧条之中，中国政府于1961年9月决定推迟两年交付，到1964年再议。1962年5月13日，双方就此签订了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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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1963～1965年间施工建设的大中型工业项目有1097个，其中建成投产的有243个，包括十大钢铁企业、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140]此外，有资料显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苏联还在继续执行援建项目的协定。在1963～1966年间，苏联按照1958年和1961年的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基本建设方案2816套，机器和设备草图21958套。此外，50年代还有一些援建项目未列入上述协定，如1953年5月15日以协定形式确定的35个军工企业。[141]另有资料表明，在“156项”之外，1955年以前列入两国协定的苏联援建项目至少还有哈尔滨亚麻厂、新疆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辽宁本溪热电站、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北京自动电话交换机厂以及北京广播大厦的主要通讯设备。[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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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的工业项目援助规模是巨大的。按照李富春的话说：“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156个工业单位，从在勘察地赞同，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设安装和开工运罢，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苏联提供的设计，广泛地采用了最新的技术成就，苏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最先进的。”[143]毛泽东则称之为“历史上的创举”。[144]苏联帮助设计的单位在五年内的投资是110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248.5亿元的44.3%。同时，直接配合这些建设单位的，还有143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五年内对这些建设单位的投资是18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2%。两项合计共占51.5%。[145]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才能豪迈地宣布：到1959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新建和改建的141项巨大企业全部建成并开工后，“我国的工业化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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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工业项目援助，即1958年8月和1959年2月两个协定确定的项目，虽然数量不如“一五”计划多，但比之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对比“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中苏协定援建项目几个主要工业产品的设计能力，情况如下：钢分别为647.5万吨（实际已达905万吨）和2130万吨，铝分别为3万吨和70万吨，发电设备分别为232.75万瓩和775万瓩（外加三门峡电站单独协议的56万瓩），采煤分别为1110万吨和3850万吨，炼油分别为100万吨和600万吨。由此可见，就设计能力而言，与“一五”计划相比，苏联在“二五”计划期间的对华援助在这些主要产品上，都翻了两番以上。[147]据最近披露的统计数字，至1959年底，中国向国外订购的成套设备共415个项目，158个个别项目和设备订货，约值人民币191.97亿元。其中苏联项目304个，个别项目和设备订货65个，约值人民币158.97亿元，占总数的82.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