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897898e+09
1702897898
1702897899 周恩来访苏前一阶段（7～10日）的活动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强调支持卡达尔政府，另一个是呼吁团结一切力量。
1702897900
1702897901 在对待匈牙利新政权的态度上，中苏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外交活动的进展很顺利。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东德总理格罗提渥举行会谈。周主张会见后发表一个简单的新闻公报，不谈别的，就是表明中国支持苏德联合公报、支持匈牙利政府的立场。[277]第二天上午，中苏又商定约请匈牙利领导人来莫斯科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郝德青大使，要他和卡达尔、明尼赫共同前来。[278]1月10日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会谈公报要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镇压反革命。周还鼓励卡达尔说，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这样中国在联合国外就多了一个朋友。最后公报的用语是：“坚决制止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堡垒作用的一切企图”。[279]
1702897902
1702897903 周恩来要完成第二项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为此，周恩来首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以苏联为首”。自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苏共的威望受到打击，许多国家已经不大提“以苏联为首”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谈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280]而周恩来在1月8日布尔加宁举行的招待会上，重新提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义务。[281]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又再次强调了这个提法。与此同时，周恩来指出，密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联能否摒弃大国主义作风，这也是刘少奇三个月前在莫斯科力劝苏共领导发表平等关系宣言的主旨所在。在1月8日的招待会上，周就指责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搞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举杯不知所对”。[282]在9日的双边会谈中，周恩来谈到争取民族主义国家时又说，为了让这些国家安心，“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10日的会谈主要谈波兰问题，这也是周恩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赫鲁晓夫介绍波兰国内的情况后，周恩来表示，苏共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又强调，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兄弟党自己。这显然是在批评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由于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四位领导成员，所以，周恩来在当天有众多苏联高层干部出席的宴会上又重申了这些观点。周说：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283]在公开场合做这样尖锐的批评，令赫鲁晓夫十分难堪。
1702897904
1702897905 如前所述，从苏共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态度可以看出，在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在克里姆林宫迎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不仅颂扬“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宣称他本人就是“斯大林分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并以此感到自豪”。[284]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出自内心，这至少说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重要地位，并决心向北京靠拢，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布尔加宁赞扬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并说苏联正在仔细地研究中国的经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发挥了除夕宴会上的讲话，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还要求《真理报》立即发表这些讲话。[285]不久，苏联的报刊开始刊登肯定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理论贡献的文章，电视中又出现了斯大林的镜头。[286]然而，在与波兰关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却期望中共能够站在苏联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立场上苏共更接近中共，而在苏波关系上，是“大国在为小国作出牺牲”。[287]
1702897906
1702897907 鉴于十月事件前东欧传说“中、南、波将组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为了争取中共的理解和同情，在周恩来访问前，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建议：让周恩来了解苏联驻波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内容；向中共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形势的材料；告诉周恩来波兰报刊对中国关于波兰问题，特别匈牙利问题的立场的歪曲；责成驻波使馆与中国大使“建立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并帮助他得到“关于波兰局势客观而正确的情报”；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在合适的时候向刘晓和周恩来通报苏联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288]想不到，莫斯科等来的不是支持，而是一通批评，苏联人自然是不服气的。尽管在会议上没有进行反驳，但私下谈话时，赫鲁晓夫坚持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电话中说：我们劝他一下就行了，听不进去就算了。[289]
1702897908
1702897909 赫鲁晓夫大概不了解周恩来的工作方式，为了缓和苏波关系，周恩来在莫斯科重点是批评苏联，而在华沙，却主要是为苏联说话。周恩来访问波兰非常辛苦，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21次，还两次与哥穆尔卡私下谈话，波兰人十分感动。[290]除了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波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哥穆尔卡的支持外，周恩来在波兰的活动和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劝说哥穆尔卡以大局为重，搞好与苏联的关系；站稳革命立场，在匈牙利的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团结全党，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1702897910
1702897911 周恩来到达华沙后在机场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就提出：“加强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291]在中波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继续进行耐心的说服。在哥穆尔卡详细地介绍波兰局势，特别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情况后，周恩来首先表示支持波党八中全会的立场，同意哥穆尔卡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谈起“苏联的先进作用”。周恩来强调“先进的作用是主要的，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问题”，“我们也曾向苏共指出，他们对待兄弟党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需要公开谈论此事，这是为了不削弱苏联。对于那些错误不要谈了又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对敌和强调苏联的先进作用”。[292]当晚，周恩来与哥穆尔卡单独谈话时，继续强调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哥穆尔卡坦率地说：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我们有些看法。不可否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强的国家。1948年以来，波兰党整天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不公开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许多党员及人民群众心中，领导作用即意味着命令和一切模仿苏联。周解释说，以苏为首不等于要苏联起领导作用。[293]波兰党内外曾对中国在十月危机时坚决反对苏联干涉的立场充满感激，而这次周恩来的讲话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1702897912
1702897913 关于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地说：“中国方面认为，苏军的帮助是必要的。当纳吉叛变以后，在匈牙利出现了反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别无选择，卡达尔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支持苏联。”周还表示，希望在中波会谈公报中专门提一下对卡达尔政府的支持，并暗示不要过多提拉科西和格罗的错误，而要笼统地谈团结和友谊。与前一个问题不同，哥穆尔卡当即做出回应，表示同意中共关于匈牙利问题的观点，并接受周的建议。只是在讨论公报的用语时可以看出，中波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中国主张写上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而哥穆尔卡坚持只能写“制造混乱”，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294]
1702897914
1702897915 关于波兰党的内部问题，周恩来首先声明，中共支持波党八中全会主张的“正确变革”，“支持波党的领导是我们的责任”。随后周强调，对过去既要看到错误，也要看到成就。至于波兰党内的两种倾向，周指出：“保守主义者已经不构成威胁了”，“当前最重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倾向，它会带来许多危害”。周还提醒波兰要加强党内团结，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办好“党的报刊”。哥穆尔卡在会谈中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只提到中国对波兰大选的危险估计过重了。[295]应该说，在公开场合，在报纸宣传方面，中国依然是积极支持波兰的。[296]但在内部谈话时，重点还是劝导哥穆尔卡与中苏保持一致。或许是感到对波兰表示支持不够，毛泽东在14日的电报中指出，“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并让周再讲一下团结对敌的重要性。[297]
1702897916
1702897917 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很明显是一个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杰作：既提倡国际主义，又反对干涉内政；既强调苏联、中国、波兰之间的共同思想和紧密联系，又不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既表示支持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又没有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298]这种结果与当时中波关系的双重性是吻合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因此，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盟友。[299]尽管如此，周恩来访问波兰的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就在周恩来访问期间，哥穆尔卡对选民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同盟”，而《人民论坛报》则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和“主导力量”。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瓦克说，波兰举行了三次人民选举，从来没有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好的鼓动员。[300]
1702897918
1702897919 关于周恩来访匈的安排，如前所述，尽管匈方于12月30日正式提出邀请，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只是邀请匈牙利领导人到莫斯科面谈。在1月8日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而卡达尔和国务部长马罗山则恳切相邀，周恩来这才决定访匈一日。[301]的确，除了经济援助问题，中国和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对卡达尔政权也是全力支持，所以中匈双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要商谈。[302]不过，周恩来访匈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和会谈内容，而在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布达佩斯这一事实本身，如马罗山所说，其“作用不可估量”。[303]
1702897920
1702897921 通观周恩来与卡达尔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与中苏和中波会谈相比，中匈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要顺畅和投机得多。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是未等对方的话说完就表示赞同，或发表相同的意见。[304]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一番讲话更是鼓舞人心，他说：“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匈牙利人民在进行各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可以指望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305]
1702897922
1702897923 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进入了访苏的第二阶段。这次中苏会谈的气氛就显得不太融洽了。周恩来访问波、匈后，了解到更多情况，回过头又来做苏共的工作。在18日上午的会谈中，周对苏共提出诸多批评，搞得赫鲁晓夫很不愉快。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周对苏共提出三点批评，即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同兄弟党协商；还说揭露斯大林需要勇气，但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赫鲁晓夫答曰，对斯大林成就的认识上两党不存在分歧，秘密报告只是没有展开讲；没有同兄弟党商量是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关于干涉波兰问题，周指出兵临华沙进行威胁，就是武装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承认这样做不应该，但否认是犯错误。关于苏波关系，周认为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所以波兰人有情绪，不愿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但哥穆尔卡正在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赫鲁晓夫则强调波兰人民是亲苏的，只有“个别坏分子”反苏，不承认苏联有大国主义错误。总之，周恩来感到，苏共领导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苏联利益至上。一方面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显得信心不足，内心恐惧，采取吓人手段。现在只是迫于形势，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并非“心悦诚服”，“彻底觉悟”。因此，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306]
1702897924
1702897925 当天下午为周恩来举办的告别宴会的气氛，直接反映了最后一次会谈的效果。与前几次招待会不同，这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没有频频举杯的场面，也没有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布尔加宁和周恩来只是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祝酒词，赫鲁晓夫则一言不发。在场的人们均感觉不到欢送周恩来的气氛，以致西方使节四处打听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307]看起来，赫鲁晓夫是心中有气，而且情绪外露。周恩来的观察不错，苏共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广播文稿上搞小动作的做法也表明，这批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确实不够大气，也缺乏勇气。中苏联合声明经双方领导人确认后，苏方抢先广播了俄文稿，还对少量文字做了改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删去了原稿中“并非完全正常”几个字。经中方工作人员查验证明是苏方有意删改后，苏外交部则强调属忙乱中出错，还要求中文稿也按照俄文播出稿改正，搞得中方无可奈何，只得照办。[308]
1702897926
1702897927 周恩来不辞辛苦的穿梭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功，达到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西欧国家普遍承认，周访苏、波、匈的最大收获是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表现是中苏之间更加团结，苏联的领导核心趋向稳定，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匈牙利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平息了。[309]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价说：“此次访问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在弥合因为苏联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阵营内部裂痕方面发挥了影响力，并在阵营各成员国之间营造出一种更巩固、更灵活的关系，允许各成员国拥有最大限度的主权，而且同时能团结一致的对抗西方”。[310]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苏联对周恩来的访问“非常满意”，作为“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中国“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311]波兰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对波兰局势的改善有很大意义”，“对大选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离开华沙不久，波党在大选中的态势便出现了“决定性”好转，并取得大胜。[312]至于匈牙利方面，据中国使馆观察，“匈方为此极为振奋，尽力所及安排了各项活动，充分动员宣传工具展开了连续突出的宣传活动”；“卡达尔等同志的态度表现很诚恳、很虚心，会谈和共同声明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但没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巩固和加深卡达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重大影响”。总之，这次访问“在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全力支持巩固卡达尔政府，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斗争信心上都起着巨大作用”。[313]
1702897928
1702897929 周恩来的访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注意到，1957年苏联官方文件列举社会主义国家时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中国排在首位，其他国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314]中共的威望已经与苏共齐名，并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周恩来的访问刚刚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2期便开辟了“中共经验”的专栏，而过去只有“苏联经验”一个专栏。不仅如此，《红色权利报》1月21日和28日的社论，均有“以苏联和人民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315]此后不久，波兰党中央还派代表团专程考察中国的党群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316]就连苏共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苏联驻华使馆1957年1月初的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在党务工作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其中有些经验值得苏联的相关机构学习，并为此建议苏方应多组织各种代表团访华。[317]五个月后，苏共中央联络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当年就派出“以苏共中央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318]周恩来访苏后，中国与苏联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已经成为事实，甚至很多波兰大学生都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应该由中国来领导”。[319]这就难怪中央情报局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分析说：周恩来对欧洲的访问，“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320]
1702897930
1702897931 从中苏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协助苏联处理了波匈事件带来的危机，自然是对苏联的帮助。对此，莫斯科是心存感激的。[321]不过，在高喊“苏中团结”响亮口号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掩盖了他们在聆听周恩来“教诲”时不满和不安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对周恩来说话的声调，感到“不大自在”，“有点冷丝丝的”。[322]对于中国人的坦率批评，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时终于爆发出来。[323]
1702897932
1702897933 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于赫鲁晓夫的个人修养不高，而是莫斯科感觉到一种来自北京的压力，感觉到中国地位的上升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子已经倒下了。即使中共明确提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看法，在中国仍然彻底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324]其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在共产党世界领导地位的动摇，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期盼出现新的领导者，而此时中共形象和影响的凸显，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注意。还在周恩来出访之前，苏联使馆在一份情报资料中就指出，八大以后，中国有“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并列举了如下一些“看来不是个别的”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325]周恩来出访后，连匈牙利的党史研究者也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曾由德国转到俄国—苏联，现在已转到中国了”，中国在“革命实践中解决了许多新的问题，阐明、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326]这一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在周恩来的东欧卫星国之行中，“尽管中国还继续坚持苏联的中心地位，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朝着领导权共享的方向发展，说明现在中国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和权威是不容忽视的”。[327]这不能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警惕和不安。
1702897934
1702897935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328]另一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329]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330]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1702897936
1702897937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无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重要的问题在于，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331]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过去，按照斯大林1949年7月对刘少奇谈的设想，中共负责亚洲的革命事务，苏共负责欧洲的革命事务，中苏共同承担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332]当然，世界革命的实际掌门人还是斯大林。现在，中共不但在亚洲负起了领导革命的责任（如在朝鲜和越南），而且在赫鲁晓夫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协助苏共处理了欧洲的事务（如在波兰和匈牙利）。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便真正处在了与莫斯科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位置，甚至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还走在了苏共的前面。[333]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开始出现了两个平行的领导中心，这种新的领导机制，构成了周恩来访问得以成功的前提，并且在这次访问之后得到加强，直到毛泽东在年底出席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时达到顶峰。
1702897938
1702897939 [1]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6～1960年的中国档案，其中有关波匈事件及相关问题的文件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查阅，足有几百个卷宗。
1702897940
1702897941 [2] 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4、5、6；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CWIHP Bulletin，Issue 2，1992；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Polish October’，”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A. Werblan，J. Stepien，“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Dzis，nr.4/1995；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 IX，nr.4/1997。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介绍了波兰档案公布及学者研究的情况。
1702897942
1702897943 [3] 见János Rainer，“The Yeltsin Dossier：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22-24。
1702897944
1702897945 [4]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Christian Ostermann（ed.），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Washingt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96.
1702897946
1702897947 [5] 见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ános Rainer（ed.），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德国、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 上一页 ]  [ :1.7028978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