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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毛泽东在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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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54]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还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55]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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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也是这样实践的。[57]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不过，在8月初中国领导人还比较谨慎，在一个关于宣传报道的通知中，中共中央要求：对于群众中许多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试验“应该加以鼓励和研究，但在报刊上不要随便作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宣传”，“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也坚决不要宣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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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民公社最初还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尝试和试验，那么，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则是中共中央升华和鼓动的结果。根据刘少奇的要求，陆定一组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全力突击，于8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向与会者推荐这本书。“编者的话”开宗明义地道出了编辑目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在北戴河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大谈人民公社，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共产主义萌芽，但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59]于是，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60]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与苏联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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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非常兴奋地说道：“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干部制度等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后，毛泽东又说：“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的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61]会后不久，毛泽东告诉苏联记者，中共中央连续几天开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了”。[62]10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等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又明确地提出：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说到人民公社，毛泽东肯定地说：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我们就需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还有缝纫厂。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是不会遭受失败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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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可以超过苏联，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也要走在苏联的前面。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吹牛，“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64]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65]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66]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67]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68]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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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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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认为，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70]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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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先感受到中国大地狂热奔向共产主义气氛的，不是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导人，而是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战的苏联专家。中国人大多记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恶果，而人们还不了解的是，这场运动对那些辛辛苦苦在中国工作的普通苏联人所造成的感情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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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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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在狂热群众运动中的苏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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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在1956～1958年初反复提出“以苏为鉴”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扭转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对基层波及不大。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秋天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矿企业，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笔者对一些大型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制作了表9-1，可以说明一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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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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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至少到1958年，在工业企业中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还是正常的。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上层政策调整与下层领会执行之间的时间差：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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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年是“大跃进”的年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从全民大炼钢铁到全国农村公社化，从全面开展技术革新到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把全国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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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在做一件事，即筹备和动员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全国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及爱国卫生运动等）及其结果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宏伟理想的法宝。所以，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处境就显得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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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苏联专家很少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议论。很多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政治状况是有看法的，有些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如当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克洛奇科就回忆说：1950年代中期，中国不断在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也陷入文山会海中。苏联专家希望帮助中国发展科技，但对中国同行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会议和政治学习而不是科研上非常反感。在苏联专家中有一种普遍看法，一旦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始工作，并且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中国人是可以赶上并超过苏联的。但是，中国科学家不仅被迫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浪费了苏联顾问的时间，以及中国政府付给的薪水。苏联专家认为，妨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另一个因素是领导人不信任科学家。在上级的指示下，研究计划无休止地修改，科学家总是被迫放弃正在做的研究，去做上面要求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工作，结果纯科学的和基础的研究没人做，没有自己的根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72]不过，像这样的意见，在笔者查阅的大量材料中，没有看到任何反映。这说明，苏联专家是被严格禁止议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对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热情，苏联专家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当然，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心，他们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还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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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长春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莫洛佐夫和东北师范大学苏联动物学专家库加金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的行为就提出了意见。在1958年5月30日与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谈话时，他们表示：在农村消灭麻雀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城市就不必要了。因为麻雀在城市主要不是吃粮食，并且因为消灭麻雀而将其他益鸟一扫而光，将对消灭害虫、保护树木带来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现在应当赶紧采取措施，进行保护益鸟的宣传工作。[73]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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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冶金工业部的苏联专家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坦率地提出：（1）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2）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3）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75]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等等。[76]符明还对工业产品质量提出很多意见，指出“多快好省”中，“好”是第一位的，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在一机部组织的专家组长的座谈中，苏联专家普遍反映，“大跃进”期间中国随意修改设计，简化工艺规程，取消检验制度，违反操作纪律，结果造成大量废品，产品质量普遍下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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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苏联专家的这些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但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又有谁能安静下来倾听这些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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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工程在“大跃进”高潮中未能通过开工论证，也许可以说是苏联专家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罕见例子。早在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之后，毛泽东就有意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问题。1955年国务院曾多次组织中苏专家联合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1956年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主要是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当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江游泳时，写出了著名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无疑助长了三峡上马之风。由于时任水电总局局长兼电力部部长助理李锐等人有不同意见，1956年的争论没有结果。1958年1月，毛泽东召开南宁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动员会。对于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两派代表人物都被召到会议上，当面进行辩论。再次争论的结果是继续对三峡工程这样庞大而复杂的项目进行查勘论证，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对三峡是感兴趣的，但中央尚未决定。会议委托周恩来负责抓三峡工程的规划，于是，2～3月，周恩来亲自带队进行实地考察。南宁会议已经掀起了“大跃进”浪潮的潮头，当时党内一片反保守情绪，加上很多参加考察的干部和专家没有出席南宁会议，所以支持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占绝大多数，李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苏联专家的倾向性意见就具有重要作用了。据李锐回忆，在周恩来召集的论证会上，苏联专家委婉地表示了对三峡工程应持慎重立场的态度。三峡工程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从大坝的工程地质、土方工程量讲到发电量的需要程度，暗示三峡水电站的建设不是近期的事情。随后发言的三位苏联专家，如电力专家组组长别斯托夫斯基，以及曾任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的尤林诺夫，都对三峡工程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水利专家组组长戈尔涅夫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三峡工程立即上马。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影响的，很多主管干部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要充分考虑工程的困难，应全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周恩来虽然因1956年主张反冒进而受到批评，并做过检讨，但他对这样一项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在重庆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周恩来说，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最后，成都会议于3月25日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其基本方针是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等待时机。出席会议的王任重后来说，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促进的，只有三峡这个文件是促退的。[78]一年半以后，在1959年10月举行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第二次会议上，尽管受到“大跃进”的鼓舞，到会的18位苏联专家一致表示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充满信心，兴趣极高，但仍然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研究的课题”，应“建立试验基地”。有的专家认为中国方面把问题估计得过分乐观，有的专家含蓄地批评说，不能单凭理论计算和实验室数据，还有些专家认为对中国的纯理论性科学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认为理论研究工作有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认为中方有些技术论证还缺乏经济根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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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的情况看，在1950年代末，虽然中苏上层的分析和矛盾不断加深，但多数干部与苏联专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扎泽尔斯卡娅研究了1959年汇集到苏中科技合作管理委员会的苏联专家的报告，她的结论是：所有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的报告都指出，中国同行“在完成苏联专家的指示时，非常认真、谦虚，并具有良好的品质”，虽然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并非总能符合需要。如林业专家И.А.科诺诺夫在报告中说：“整个技术类工作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的，因为中国专家在开展木材采伐的科研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中国专家是很好的助手，他们认真地、自觉自愿地完成大地测量工作，按照我的指示进行一些必要的核算、收集材料和绘图工作。”[80]然而，像三峡工程这样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意见而放弃的项目，在“大跃进”热潮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如果不是周恩来亲自负责此事，大概也不会有人敢于拖延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庞大工程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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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中激发出来的高昂情绪，使得人们头脑发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自然就成了耳旁风。特别是1958年夏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之后，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政治分歧的消息开始在干部中间传播，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也使得他们的处境更为尴尬。一位海军高级将领告诉笔者，当时干部中间传闻很多，大家都知道中苏关系出现了麻烦，苏联在搞修正主义。特别是听说毛主席讲了“我们要上山打游击”的话，不少人以为问题严重，思想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过去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不同意见，都是协商解决，现在则有人认定是专家故意捣乱，是赫鲁晓夫让他们拿中国的工程和设备做试验。海军航空兵修建宁波机场时，苏联专家提出的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规标准，中方认为这样可能造成事故，双方发生争执。一位海军干部在情急时竟说：“我们请专家来不是搞破坏的，没有你中国一样干革命，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门甚至在电话总机处安装了接听设备，监听苏联专家与国内的长途电话。[81]还有些苏联专家反映，他们的信件被人拆阅过。[82]尽管这些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为，但毕竟会伤害苏联专家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应该说，由于政治环境异常，在专家工作中出现问题是可以想见的。根据笔者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在1958年下半年和整个1959年的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对总路线有抵触，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