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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经济中，货币合作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包括相互协调目标区域、可调固定汇率、固定汇率，甚至单一货币联盟等。固定汇率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再具有相同的对内影响。实际上，如上面提到的，因为需要维持固定汇率，领导人不能为了国内目标使用货币政策。货币供给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利率和汇率，为了让汇率维持固定水平，需要相反的、同等的货币供给变化。货币联盟必须要放弃更多的货币主权，要取消现有的国家货币，国家对货币供给将完全不再具有国内控制力（Gros and Thygesen 1992）。这些合作消除了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外部性，但是也取消了国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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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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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比较很有意思。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支出和税收G；这里我假设的是政府支出中的债务融资（debt-financed）的增长，而不是税收融资（tax-financed）的部分。在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在短期内因为两种相反的影响，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就业或者通货膨胀只有有限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Mussa 1979；Blackburn and Christensen 1989；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产生两个结果：国内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进口并且形成汇率贬值压力；同时也会暂时提高利率，导致外国资本流入、汇率升值以及随后国内需求的降低。货币升值会制约国内起初的经济增长。因此短期的增长和就业的净效果似乎要比封闭经济情况下小得多，甚至可能不存在。如果这两种效果相互抵消，那么财政政策对国内增长就没有效果。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in 1992：68）认为：“在浮动汇率以及初始债务为零的条件下，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将失去改变经济活动水平的能力；其全部影响可能被汇率（也就是贸易）的变化所吸收。”因此政治领导人会看到财政政策很少产生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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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的财政政策效用函数非常明显，它是本国和外国财政政策的正函数，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货币政策（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政策的外部性是什么？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国内财政支出的增加往往对外国政府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削减）将造成短期内国内需求的增加和本币的升值，也就相当于外币贬值。这些影响既扩张外国产出，也使其更多出口。财政刺激政策对外国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会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从而对外国造成紧缩性影响。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结果是外国的同步扩张（Frankel and Razin 1992；77—78）。［财政紧缩（政府支出的降低或者增加税收）将像放缓本国经济一样降低外国的增长。然而，也会导致资本从本国外流，从而有利于外国。根据外国的经济形势，这也可能会产生负外部性。］总之，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有更小的负外部性，财政政策的国内效果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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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同浮动汇率制相比较），财政政策的合作需求变得更为不显著。在这种条件下，财政政策是对国内高度有效的工具，要比浮动汇率制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国内收益。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n 1992：50）认为：“浮动汇率可以让外国经济几乎可以完全独立于本国的税收融资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促进IS曲线向右平移的财政扩张政策具有足够的能力增加产出水平，因为迫使货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存在。”财政刺激对本国具有上面提到的相同影响，只不过在出现资本流入和潜在的本币升值条件下，政府必须运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增加货币供给是降低国内利率所必需的，而且这也是第二种国内经济刺激方法，因此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收益如此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对合作更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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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下，本国财政扩张可能也会对外国产生积极影响。本国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外国造成两个影响：增加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提高世界利率，从而降低外国（和本国）需求。如果利率的影响不足，而且本国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外国商品，那么财政扩张对别国也会产生相同的作用（Frenkel and Razin 1992：63—65）。因此，国内财政政策不容易对别国造成负外部性，也就进一步降低了国家的合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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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对本国财政政策变化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不同因素。第一，财政政策的境外影响一般同其国内影响正向联系；国内的刺激方案也会导致外国的扩张，尽管可能其程度不如本国。所以在浮动或者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并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依据其他国家的目标来判断，财政政策不太容易导致报复。第二，如果把财政政策视为纯粹的国内政策工具，报复的可能性就更低，而且可能会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重要性而不会将其用作报复工具。第三，钉住财政政策的困难度也会降低报复的效用。在多数国家，财政政策是立法机构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不像货币政策通常由行政机构及中央银行掌控，财政政策要求多数行为体接受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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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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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需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外国贸易保护或者补贴的增加在短期内将如何影响本国和外国的产出？（注意本节考察的是这些工具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下节考察其对社会集团及其需求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将贸易和产业政策看作是一种政策形式，是因为它们对贸易平衡具有同样的作用。关税、配额和补贴会改变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在短期内（并且没有报复），这种政策会对国内增长和就业产生正面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关税将会提高进口价格，将需求转到国内产品，从而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内产出。5配额会限制进入本国的外国商品数量，也会将需求转到国内商品。（两者的一个差异在于关税收入流入政府，而配额租金则成了产业收益。）补贴降低了国内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外国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并且降低了对外国竞争性商品的国内需求。在效果上，它们都会促进国内出口和/或降低进口，促进国内经济而损害国外经济。面对国内衰退和即将举行选举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贸易或产业政策，从而在短期内推动就业。在开放经济中，保护和补贴的国内收益可能尤为显著。实际上，贸易越开放的经济，这种影响会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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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产业政策领域，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与货币政策的函数相近，是本国贸易政策的正函数，是外国贸易政策的负函数。宽泛的保护主义或者补贴政策的外部性可能会很显著。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一样，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以邻为壑的效果。因保护或者补贴而创造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外国出口的下降，从而导致其产出的下降。国内就业的增加是以外国就业的丧失为代价的。外国政策制定者会因别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而境况变差。这种情况下的外部性很高，而且是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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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几个因素。第一，外国政府是否将对方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看作是针对本国出口的？［战略贸易理论提醒我们，补贴也能对外国出口具有相同的针对效果（Krugman 1986；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当两国都可以预期这种状况并且直接观测到其影响时，报复就极有可能发生。第二，越难证明贸易政策只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报复就越可能发生。第三，如果报复能够使外国完全弥补因对方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报复也很有可能发生。当两国是贸易伙伴时，报复最可能发生。如果报复真的发生了，那么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之后）可能会相当低。给定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较高负外部性，这个领域合作的需求应该较为显著。经济体对贸易越开放，外部性越大，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愿望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在这些政策巨大的国内收益条件下，只有当报复抵消的可能性较高时，合作才会为政策制定者带来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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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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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政府采取冲销政策（sterilization policies）时，汇率才能被看作是独立的政策工具，否则汇率是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内生决定的（Dornbusch 1980；Mussa 1979；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Marston 1988）。下面的讨论假定采取了冲销政策。在开放经济中，在汇率领域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应当较高。当资本完全流动并且贸易对国家重要时，汇率会对本国和外国都有重要影响。汇率告诉我们关于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因为国内收入是开放经济中贸易平衡的函数，汇率变化也会对产出造成强烈影响。短期内的货币贬值（固定汇率制下的币值下调）的国内影响就是提高了进口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了这些进口。对于本国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数量的下降、出口数量的上升。在特定条件下，需求将转到国内商品，国内贸易平衡将会改善。6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贸易平衡和国内产出都会增加。因此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具有较高的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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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汇率政策，政治领导人的效用是汇率的正函数，也就是本国货币的贬值（或者说外国货币的升值）能够通过短期的、预期外的通胀增加来创造暂时的增长。因此汇率政策的外部成本是重要的并且是负面的。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贸易和产业政策一样，汇率政策也是“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促进了短期内国内产出和就业，然而是以外国产出和就业为代价的。本国货币贬值（币值下调）意味着外国货币的升值。这增加了外国出口的成本，降低了进口的成本，从而减少了外国的需求及产出。因此汇率变化的外部性是非常重要并且是负面的。经济越开放，这些负外部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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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汇率政策的国内收益可能很高，但是潜在的报复也各不相同。汇率政策越是以某国为针对目标，其对外影响就越直接和明显，也就越容易招致报复。另外，若不能将汇率政策说成是纯粹的对内政策，外国的报复政策可能会快速而且是对抗性的。因此汇率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后）可能相当低，由于汇率政策的高度负外部性，因而汇率领域的合作需求应当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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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开放经济中具有不同的国内和外部影响，因此导致对合作有不同程度的期待。当面对外国单边运用政策工具造成较高的负外部性时，国家会看到合作的巨大收益。但是这种收益会受到此种政策工具国内有效性程度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短期内改善经济程度的制约。如果政策工具在国内非常有效，领导人将不愿意放弃该政策工具来采取合作。然而，政策工具的内部效用也是外国政府因其采用该政策而进行报复的成本与可能性的函数。如果单边运用政策工具有效，但是会激起外国快速且对抗性的报复，那么实际效用就很有限。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其负外部性很大，那么合作的需求就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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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G）与货币政策（M）、贸易和产业政策（T）、汇率政策（E）存在一个重要的政治差异。促进本国经济的M、T、E的变动可能会对外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实现内部目标的方式导致对外国不利的价格变动，这些政策是侵犯性和“以邻为壑”的政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结果往往促进国家间的积极联系。根据其他国家目标，国内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外国产生正外部性。但是，合作的需求也依赖于报复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难以先验性地获知，所以不可能抽象地预测每个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财政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会弱于其他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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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的经济关系仅限于短期。假设政治行为体仅关注短期，基本上只是到下次选举。他们试图使自身短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中长期，每一个领域的扩张政策努力都将导致国内价格变动，从而抵消掉短期内的影响。如许多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那样，价格调整的越快，就越不能应用菲利浦斯曲线。相反，政策变化导致价格变化（通胀），从而抵消任何增长或者就业收益。如果在下次选举之前，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驱动领导人行为的力量，那么短期关系就最为合适。越是着眼于长期的政治家（以及越灵活的价格），上述的讨论就越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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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需求会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政党而不同么？左翼政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等）领导的政府是否同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保守党等）具有不同的合作偏好？上面所运用的效用函数普遍适用于所有政治领导人。政府的政党差异在于对控制通胀与促进增长和就业之间的权衡考虑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左翼政府对增长和就业的关注多于对通胀的关注（Hibbs 1978；Alesina and Roubini 1992），这意味着增长和就业比控制通胀更具优先性。相反，对于保守政府，控制通胀要比就业更重要。因此，效用函数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而是这两个竞争性目标的权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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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个政党执政，上面描述的函数关系都不会改变。影响合作需求的是经济现状与领导人目标之间的差距。领导人作出计算时的经济状况是关键的，如果通胀很高，尤其是高于预期水平（π－π*≫0），那么无论保守的还是左翼的政府领导人都会关注对通胀的控制，尽管保守政府更愿意在任何给定水平上采取行动控制通胀。如果就业和增长低于或者严重低于预期水平（x－x*≫0），那么所有党派的领导人都将关注就业，只不过左翼会更担忧。经济学家持同样观点，认为经济所面临的冲击的本质是重要的。他们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完全就业均衡，然后遭到外部或者内部的经济冲击。冲击的本质决定了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比如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通胀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使得领导人的行动不同，而无论其政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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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以下不同因素而不同。第一，国家经济越开放，外部性越重要，领导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总体收益就越大。而且国家越开放，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越低，从而合作的成本也越低（Cooper 1986：299）。第二，合作的收益会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在那些政策工具的国内净收益高的领域，合作将会遇到抵制。随着政策工具负外部性的增加，协调性政策的收益上升。外国对抗政策变化的报复的可能性越高，国家寻求合作结果的可能性也越高，因为报复会降低国内收益。因此不同的议题领域会造成政治领导人合作需求的不同程度。第三，政府的政党取向会影响不同目标的权重。第四，经济状况也是重要因素。当过于偏离通胀和增长的预期点时，政治领导人将更有寻求政策变动的激励；但是这既可能涉及国际合作，也可能不涉及。他们的选择依赖于议题领域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总的来说，领导人的合作收益将会因议题领域和国家经济开放程度而不同。面对高的负外部性以及政策工具的较低国内收益，开放经济的政治领导人会更易于提出合作性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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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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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集中于理解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以及他们的政策偏好因对经济状况的不同关注而产生的差异。如上面所提到的，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也依赖于利益集团的偏好。政策的分配性结果推动了利益集团；他们寻求收益最大化，政策影响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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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集团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两个作用。第一，作为压力集团，通过捐助竞选资金和动员选票的能力，直接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偏好，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偏好常常对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有显著影响。第二，他们也扮演一个相对间接的作用，向政治行为体尤其是议员提供信息。议员具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对政策的细节并没有完全的信息。利益集团的这个作用并不直接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但是扮演着发出信号的作用，让政治行为体对不同政策——这里就是国际合作的政策——的后果有所警觉。“理论与经验的证据表明，通过对单个候选人的游说，从而进行策略性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有关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国会政策的观点”（Austen-Smith 19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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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原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依赖于相关政策领域的利益集团的偏好。尤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也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尤为重要。因此本节将研究利益集团的偏好是怎样被塑造的，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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