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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两个要素的函数：所考虑的议题领域与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融入世界经济既是指开放的程度，也是指别国政策造成的外部性的本质。但是，如果偏好是由经济开放程度所确定的，那么它们可能是内生的。开放性显然部分是之前政策与合作的结果。政治领导人选择开放的经济政策（可能通过合作）能够强化他们将来的合作偏好。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当西方国家决定在关贸总协定中削减贸易壁垒后，它们的经济变得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这种新的开放性产生了对开放的强烈国内偏好，这有助于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因此，随着开放的增长，进一步合作的偏好可能也会增加。西欧国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欧洲共同体在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可能是后来产生对货币合作的兴趣的必要条件。之后，只有当单一欧洲法案开放了欧洲内部市场之后，对货币联盟的需求才使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了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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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偏好的基础，之前的政策选择会预示之后的发展。其他大量例子中，外生要素也会促进开放性：交通成本和运输时间的下降，通讯的改善以及其他技术创新（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但是偏好本身可能仍部分内生于之前的政策选择和早先的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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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国际合作和开放性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一些行为体的合作需求可能是因为开放的增加，但是另一些因素——比如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共享权力的本质和国内偏好结构——也框定了国际结果。即使（更多的）行为体更愿意合作（比如更温和），国内博弈仍不必然导致合作性协定。下一章将论述，外国政府、本国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双层谈判博弈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理解行为体的偏好只是第一步。在特定政治制度中他们的策略互动决定了国际合作可能性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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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一个行为体的行动对其他行为体的环境直接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能通过价格传递时”，那么外部性就出现了（Papandreou 1994：5）。外部性的想法具有很长的历史，可追溯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外部性开始有了很多定义。最近一项研究认为，“自从外部性进入经济学家的词汇，至少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似乎这个术语还没有精确和一致的界定”（Papandreou 1994：14）。外部性同其他重要概念相联系，比如相互依赖、交易成本、非预期后果以及市场失灵等（Misha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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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工具的丧失影响了政府实现自身多个目标的能力。如果政府具有两个目标和两项政策工具，实现这些目标是可能的。不改变目标而放弃一个工具将会使自身十分困难，因为政府只能用一项工具来完成两个目标，而根据丁伯根法则，这将使得实现两个目标都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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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我们也可以假设领导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但是是由国家利益所推动，也就是他们相信实现高增长和低通胀是国家作为整体的理想政策（Lindbec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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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我们假设政治领导人控制货币政策，但可能并不总是这样。在一些国家，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控制货币供给，而它们可能不愿意按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去做。但是伍利（Wooley 1984）、罗曼（Lohmann 1995）、克雷里达和盖特勒（Clarida and Gertler 1996）认为，即使最独立的中央银行也会对政治压力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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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依赖于国内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是否大于1。如果不是，那么保护的增加可能降低进口数量，但是不会降低总体价值，因此也就不会导致国内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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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是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即外国对本国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本国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Dornbusch 1980：59—62）。这个条件是根据两个发现该原理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与勒纳（Abba Lerner）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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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三章 双层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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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彼得·罗森多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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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一个揭示国内和国际因素如何互动以影响国家间合作的形式模型，把单一行为体模型与多头政治模型相比较，而且也考察多头政治程度的不同对国际谈判的不同影响。该模型关注国内偏好结构的差异——包括分治政府的程度——以及国内的信息分布情况，展示了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国内的批准博弈，以及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它检验了以下三个因素对国际合作可能性和内容的影响：多头政治国家假设，分治政府及其程度的加深，以及信息的国内不对称分布。模型将国内制度背景看作是恒定的，第四章笔者将讨论不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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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是重要的。少有（如果有）研究这样做。比诺·德·梅斯基塔与拉尔芒的《战争与理性》（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War and Reason，1992）就是对冲突的国际和国内理论的最系统的研究，该书为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冲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但是，对他们而言，国内政治仍然是黑匣子，“在国内（博弈）中，需求被假定为内生于某些国内政治过程，这里不用详细阐释，这些需求因国家而有所不同，而且发生于我们所研究的行动之前”（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36）。这仍然让我们无法完全准确理解内部事务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外部事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主张，“下一步研究要把我们这里提出的模型与适当的国内政治过程模型联系起来”（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46）。本章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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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模型将检验双层博弈中以下四组行为体的互动：本国政治行政机构、外国政府、本国立法机构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模型关注两个关键要素：国内偏好结构与信息分布。首先，模型将证明不同国内偏好结构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比如，什么样的差异导致行政机构或者立法机构成为国内最为强硬的行为体？国会和行政机构偏好差异的增加会有什么影响？增加的分歧使得合作更容易还是更困难？这些分歧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内容？核心结论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和信息的国内分布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发挥关键影响。研究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和可能条款时，不能忽视国内政治的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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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论也不同于关于这两个因素作用的既有观点。既有文献中共同的观点是国内行为体的分歧可能影响国际协定的内容。同直觉相反，一些分析认为一国的内部分歧可能会为国家创造国际谈判优势，我们称之为“谢林猜想”（Schelling conjucture）（Schellin 1960：28—29；Putnam 1988：440—441；Mo 1995）。如果国内某一集团强烈反对某种让步，那么谈判者就能够在这个领域避免让步，从而确保“更好的”国际协定。比如，如果农民正在街上骚乱，反对政府在国际谈判中考虑降低农业关税，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被说服，认为推动这样的贸易壁垒削减正在丧失正当性。或者如帕特南所讲的，“赢得国会同意的困难常常会被美国谈判者利用”（Putnam 198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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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研究去讨论谢林猜想需要什么样的特定条件。近来最重要的研究认为要关注其涉及的关键因素，而从来没有研究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国际谈判中，国内差异有可能使国家处于优势，也有可能处于劣势。净影响依赖于国内集团利益的结构、它们在内部谈判中的权力以及对外谈判的性质——尤其是，谈判主要是关于分蛋糕还是有关寻找方法做大蛋糕”（Mayer 1992：804）。本章的模型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分治政府会影响协定的可能性，在何时它会促进具有分歧一方的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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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章模型将检验信息在国内行为体间不同分布的影响。一些学者假设缺少完全信息，而不是假设信息在所有行为体间完全分配。人们通常认为不确定性——也就是不完全信息——是不利于国际合作的。不论在国际层次上（Keohane 1984；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还是国内层次（Iida 1993a）上，缺少完全信息都被认为会阻碍合作。在许多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不完全信息——及其产生的错误认知——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斯坦（Stein 1990：58）在讨论错误认知时认为它常常是不完全信息的结果：“普遍认为错误认知的结果是冲突，在其他情况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国际冲突常常可以归因于错误认知，但是人们从来不把国际合作归因为错误认知。”如果所有行为体知道相互的偏好和能力，那么对可信性、欺骗的担心就没有意义，冲突也不可能了（Fear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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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一般想法相反，本章的模型将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信息对合作并不是有害的。本章将考察国内层次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很少有人注意国内信息问题，只是在最近关于双层博弈的结论和完全的经验研究中才得到重视，国内信息问题应当是核心问题。埃文斯、雅各布森和帕特南认为，国内的不完全信息要比国际的不完全信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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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初的预期是可得信息的质量在跨越国界时将严重恶化……我们的错误……是高估了国家边界对信息的作用。（领导人）对自己国内政治中什么政策会得到批准的估计常常发生错误……对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估计也常发生错误，但是同其对自己政治的估计相比，错误远非经常发生……国内政治的内部误读要为作为国家间协定的失败负责。（Evans，Jacobson，and Putnam 1993：408—409，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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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层次的不完全信息可能会同国际层次的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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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注信息的国内分布，本章的模型将展示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信息并不总是导致低效率和政治优势。这个论点源于对美国政治研究的思考，美国政治研究表明，拥有不完全信息的议员既能做出“好的”决策，也能制约行政机构（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Gilligan and Krehbiel 1987；Austen-Smith and Wright 1992）。该结论将对这些关于不对称信息影响的传统共识提出挑战，并且对利益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做了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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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型，其中国际和国内的谈判博弈是相互依赖的。模型的结果反映了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其结果依赖于国际和国内的博弈。本章对这两个层次进行不同的设定，以反映它们的特征。首先，利用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我们提出了同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假设相一致的简单国际谈判博弈。所采用的国际博弈并没有清楚界定的制度结构，这个层次上的政治被假定为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谈判通常也是在没有制度化强制的行动次序下进行的。相比之下，国内批准博弈就是在高度结构化的政治模型中进行的，这是一个多元政治体系，是在两组或者更多行为体之间特定的权力共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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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检验两个单一国家间的谈判，然后在下一步加入相对复杂的国内博弈。作为第一步我们引入立法机构——第二个行为体——将其加入国内环境，然后取消单一国家假设。本章也会考察在分治政府中增加的多元政治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引入不对称信息。缺少特定信息的立法机构面对的是拥有完全信息的行政机构。接下来我们引入第三组行为体——利益集团，他们为立法机构提供信息，从而缓解行政机构掌握的信息所造成的不对称性。然后再将较为复杂的国内博弈加入国际博弈之中。将多元政治中的结果同单一国家间的完全国际博弈相比较，以解决国内政治怎样以及何时影响国际谈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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