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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信号既有分配性影响也有信息性影响。利益集团作为信号发出者的角色使其能够对谈判过程施加影响。当背书人(2e-q)的无差异点制约国际谈判结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同两个单一行为体的国际博弈或者完全信息的国内博弈不同,在不对称信息博弈中,背书人在特定情况下能改变均衡结果。因此协定的分配性结果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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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也很重要,利益集团背书人向立法机构提供信息,这会使利益集团能更好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协定。利益集团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在它同行政机构的战略博弈中帮助立法机构。对背书的需要迫使行政机构和外国政府谈判的协定对国会更为有利。就信息而言,从国内观点来看,背书人能够改善协定的条款。其他学者在不同的模型中已经表明,利益集团对政治行为体并不必然仅是分配性问题;他们能够提供低成本信息,从而改善国内行为体的结果(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Gilligan and Krehbiel 1987;Epstein and O’Hallor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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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立法机构愿意利益集团参与国际谈判的一个原因。尽管利益集团在国际谈判中的作用通常被描述为将自身卷入制定国际协定的批准过程(Winham 1986),我们的论点是立法机构需要利益集团成为谈判的一部分,这样他们能够作为有关协定的有用信息提供者。对于立法机构而言,利益集团的加入是制衡行政机构的有效方式。当议会强势时,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会以国会委员会的报告或投票的方式提供背书人(Krehbiel 1991)。当国会处于弱势——也就是,不是在美国——时,国内利益集团的作用更为重要。他们的信号将是制约行政机构的重要机制。利益集团因此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即使他们也有分配性成本。我们的模型认为在双层博弈中应该以不同方式来看待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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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下的分治政府和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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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的对称信息条件下,越为严重的分治政府意味着合作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行政机构必须同立法机构进行更多的妥协。在没有背书人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增加的分歧意味着C对协定的信念越来越悲观,因此批准的可能性下降。立法机构关于协定的信念依赖于其偏好与行政机构偏好的差距,两者的差距越大,C就越可能相信行政机构不会谈判出C自己所偏好的协定。分治政府对协定的性质没有影响,因为P和F总是提出自己的NBS,但是这样做也使得批准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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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背书人存在时,分治政府的影响依赖于背书人的偏好被认为是保持不变的还是随着政府分治程度而变化的。当偏好是图3.5中p
(2e-p)制约完全消失。因此,随着政府分治程度的增加,E能够有助于C的区域也缩小了。或者,随着分治政府的加剧,E的信号无效的区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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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背书人随c而移动——也就是e朝远离p的方向移动,但是保持同c的相同距离——E限制P的区域随着分治政府的加强而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在分治政府下,C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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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6,当偏好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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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和c一同移动并远离p,那么对P和F的限制变得更大。随着p和c之间距离的增加,现状变得更为可能。而且随着E限制P和E区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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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四种情况的三种中,随着政府分治程度的增加,国内政治对国际协定能发挥更大的制约力。在这些案例中,P和F受到更大制约,而C更有影响。C的影响力部分是因为背书人变得更为极端。这些结果似乎可以使我们对谢林猜想产生怀疑。内部的分裂并不有助于行政机构的国际协定谈判。被其他研究所忽视的是其他国内行为体可能具有不同于行政机构的偏好。这些偏好的分歧越大,行政机构就越不可能实现其最偏好的政策。随着政府分歧的增加,行政机构和外国政府就越发远离他们的理想点,结果就越不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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