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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批准成为可能之前，立法机构至少需要一个背书人。偏好最接近现状的集团的背书足以（但并不必然）获得批准；只有当立法机构的信念是乐观的，偏好最偏离现状的集团的背书才会导致批准。所以最接近现状的背书人能够对中间议员施加最大影响。这个背书人具有最小的偏好集合；因此这个背书人的积极信号能够比其他行为体的信号发出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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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如果没有至少一个，通常是两个的背书，批准不会发生。这再次证明了单个背书人的结果，背书人能够对立法机构发挥关键的信息作用。对背书的需要影响了协定的制定，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机构必须修正协定来至少满足一个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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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立法机构能够运用这两个新的信息来源来提高对协定的了解，从而获得更接近自己理想点的协定。立法机构对提供的信息质量要做出关键性决断，然后对背书的有用性做出判断。比如，当中间议员面对一个保护主义的集团和一个自由贸易的集团，他从这两个集团中都得到信息，这样最终决策依赖于议员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接近现状的背书人的信号。这个背书人的支持对批准是足够的，但是当立法机构足够乐观的话，即使信息不太完全的背书人的支持，立法机构也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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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增加背书人的数目超过两个并不会强化分析力。在这类博弈中，卡梅隆（Cameron）和容格（Jung）的定理4主张立法机构只需要最多考虑两个背书人，一个在右边更接近理想点，一个在左边（Cameron and Jung 1992）。当在立法机构理想点一边存在多个背书人时，立法机构只会听取最接近集团的信号，因为它会提供最具情报性的信号。因此当存在多个背书人时，立法机构会选择听取最接近的集团的信号或者在两边最接近立法机构理想点的集团的信号；这也是本章详述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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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尝试设想立法机构会听取某些集团意见，这些集团或者最可能传达立法机构想要听到的信息，或者支持C关于协定的不完全信息的信念。相反，C会理性地选择能提供最好信息的背书人。而且，当立法机构对外国以及达成的协定持悲观态度时，立法机构最好的选择是听取最接近现状的背书人的信号，而并不必然是最接近自己理想点的背书人的信号。因此，多个背书人可以让立法机构得到更多信息，也可以让它选择听取哪个集团的意见；他们对行政机构也形成了更大的制约。通过在博弈中增加行为体数目的多元政治的强化，使行政机构的运作更为复杂，从而进一步限制其自主性，并使其同立法机构做出更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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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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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本书主要假设背后的逻辑，研究了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关于合作的国际谈判，表明国内偏好结构和信息的国内分布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和内容。这些假设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双层博弈形式模型来确立的，这个双层博弈综合了国内政治模型和国际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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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模型具有足够的一般性来表示许多不同国家和不同议题。现实主义博弈被用来表示国际层次，一个议程设定者的TILI模型被用来概括国内博弈。我们的主要结论涉及单一国家间谈判和多元政治国家间谈判的比较。国内政治的引入如何影响国际合作性协定的可能性和条款？无政府环境下，在国家成为单一行为体的纯国际博弈中，结果正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合作是困难的。当国家的偏好分歧增大，合作就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引入国内多元政治使得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必须共享政策制定权，这让合作变得更加不可能。不考虑国内政治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家——甚至现实主义者——都高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也不能解释国际协定的内容。立法批准的引入改变了能被执行的协定的类型。国家间的均势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协定的内容，国家的国内政治将影响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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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果也阐明了另外两个议题：（1）国内偏好结构怎样影响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和条款？尤其是分治政府如何影响国际谈判？（2）信息的国内分布如何影响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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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集团共享权力并且具有不同偏好时，在特定条件下，内部政治开始介入国际谈判。当立法机构是最强硬的行为体时（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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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政府对双层博弈的影响也是重要的。结果表明政府越分歧，国际合作可能性越低，但是立法机构在制定的任何政策中将会得到更好出价。这可能并不意外，但确实对谢林猜想提出了质疑，谢林猜想认为内部分歧增加了行政机构外部谈判的力量。实际上本章模型认为，随着分歧的增加，行政机构面临的问题也增加。行政机构使协定获得批准更加困难，必须谈判达成能满足立法机构偏好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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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对称信息加入国内博弈层次造成了预料外的结果。不对称信息并不总是导致合作降低，在特定情况下，不对称信息可能会提高合作的机会，因为普遍假设不确定性能增加国家间的冲突而不是合作，所以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完全信息的国内集团的存在会缓解国内层次的不对称信息，从而增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与在纯粹国内条件下的情况是相似的（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Cameron and Jung 1992；Austen-Smith and Wright 1992；Lupia 1992；Banks 1993；Epstein and O’Halloran 1993）。尽管不对称信息本身使合作协定可能性降低，从而降低效率，但当背书人存在时这种低效率能够极大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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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息的政治优势也因为背书人的存在而降低。不对称信息并不必然意味着立法机构会变得更糟。仅仅因为国际谈判者能够欺骗立法机构批准那些本来不会被批准的协定，所以合作不会发生。因为背书人，立法机构获得了有关协定的信息，知道特定情况下背书人约束了国际谈判者，从而使制定的协定更加有利于立法机构。若没有背书人，立法机构可能出于被行政机构和外国政府欺骗的恐惧而拒绝这些协定。背书人可以是除行政机构外任何国内集团，它可以向立法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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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多个背书人的情况下，立法机构的处境改善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行政机构想要协定被批准，它必须得到至少一个立法机构将咨询的拥有完全信息的集团的支持。不能得到这样的支持意味着批准无法通过。另一方面，得到两个最接近于中间议员的集团的支持能确保批准。行政机构和外国将被迫修正协定，以取得具有完全信息的国内集团的支持。这个妥协让立法机构状况得以改善，从而使批准更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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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的国内集团以成本—效率方式向立法机构提供关于国际协定的重要信息。对立法结构而言，有不同国内集团参与国际谈判是制衡行政机构的有效方法。如果国会特别弱势，利益集团将作为约束行政机构的机制而发挥重要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立法机构容忍统合主义安排（corporatist arrangements）的存在。当统合主义集团表示不支持行政机构的协定时，立法机构就收到“火警”警报，从而对行政机构的提案有所警觉，认识到其提案可能同立法机构及其选民偏好的政策相距甚远。麦克库宾斯和施瓦兹（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175）强调，议员喜欢火警式（fire-alarm）监督体系，因为这要比如巡警式（police patrols）监督体系更有效率，“在多数情况下，若（行政机构）有争议地违反了国会的目标，市民和利益集团可以发挥警报作用。国会并没有向任何人让渡立法责任。国会只是发现一种更为有效的立法途径”。这样利益集团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即使他们也有分配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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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模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并将在案例研究中逐一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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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行政机构必须与立法机构分享政策制定权，而且二者的偏好不同，那么合作的可能性就比单一国家的纯国际博弈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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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分治越明显，合作可能性越低，批准失败的可能性越大，立法机构对协定内容施加的影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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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以及完全信息条件下背书人越少，批准失败的可能性越高。但是也有可能所有可接受的协定会都将只反映行政机构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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