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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共同体中的其他产业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舒曼动员了三个重要产业支持该计划。首先，在煤炭、铁路和汽车制造商雷诺（Renault）领导下的国有化的产业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这些产业是主要的钢铁消费者。其次，其他依赖于钢铁的产业也支持舒曼计划，因为它们反对产业主导的卡特尔，认为卡特尔将提高钢铁价格并限制供给。最后，强大的农业生产组织（COFACE）也同意共同市场的想法，希望共同市场能够很快扩展到农业部门（Le Monde，June 9，1950；Willis 1968：98—103；Ehrmann 1953：472—475）。因为农业集团控制了国会投票中的重要部分，农业集团加上其他集团的支持帮助了舒曼努力争取批准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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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舒曼需要法国国民议会的多数投票。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至少是由三个政党联盟组成，而且常是更多。从1947年到1952年，所谓的第三力量政府（Third Force government）占主导；该政府包括两个最大党——社会党（SFIO）和基督教民主党（MRP），以及几个中间派政党，比如激进派（Radicals）、中间派（Moderates）和独立派（Independents）。在野政党都是极端主义的：左翼有共产党（PCF），右翼有戴高乐主义者（RPF）（Rioux 1987：158—160）。这种政党结构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来说是积极因素。毫不奇怪，欧洲合作的最大支持者就是舒曼所在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Grosser 1961：126—127）。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者也支持欧洲联合，并青睐政府对产业的控制。较小的中间派政党也接受舒曼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主要观点——它将为欧洲联合提供动力，法国需要通过欧洲联合获得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样的权力地位（Becker and Knipping 1986：164，180—182；de Beaumont 1983：58—59；Diebold 1959：84—87）。与之相反，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强烈反对欧洲联合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对于共产党来说，该计划意味着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阵营。而对戴高乐主义者而言，该计划则意味着法国主权的丧失，从而进一步降低法国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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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到1952年“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统一的支持者，也就是基督教民主党，紧紧地控制着外交政策；而且社会主义者……当然也要加上激进派、中间派和右翼都是第三力量政府的组成盟友”（Rioux 1987：138）。从1951年开始，执政党的结构开始解体。首先，社会主义者因在选举中落败，必须要脱离政府以执行经济独立的计划。其次，基督教民主党也在选举中受挫，政府不断右转。右翼政党的加入以及1954年戴高乐主义者加入政府改变了支持欧洲统一的政府多数。但是第三力量政府一直持续到1951年，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批准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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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欧洲煤钢共同体主要是围绕德国和法国，德国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德国政府——由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所领导——和重工业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态度一致。它们不喜欢该计划的一些内容——基本上同法国钢铁产业和CNPF的反对相一致。德国政府和企业喜欢煤钢共同市场的想法，但是反对强大的超国家的高级公署。它们倾向于欧洲产业仍然由传统的卡特尔方式来主导。同法国钢铁企业一样，它们期待私人的重工业卡特尔，而避免超国家控制，尤其要避免法国领导高级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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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提出了替代方案：“联邦德国希望一个较弱的高级公署，从而不会干预鲁尔的恢复或者其传统的运转方式……德国的（想法）是将高级公署的权力分配给生产者协会……这种新的（德国）方式就将重点从莫奈的联邦化政治转到了有利于鲁尔的区位经济学”（Gillingham 1991：240—241）。但是无论德国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完全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都将这项计划看作是结束占领控制、取消歧视性国际鲁尔公署（IAR）、重获德国主权并且通过新的卡特尔振兴钢铁产业的方式。削弱超国家控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德国偏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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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唯一表达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直接反对的集团是社会民主党。在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领导下，社民党攻击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一种国际钢铁卡特尔的新伪装。社民党希望国有化该产业。有趣的是，工会运动最终同社民党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上分裂了。工会，尤其是煤炭和钢铁产业工会，最初反对舒曼计划而支持这些产业的立场。它们反对超国家的高级公署和条约的反卡特尔条款。但最终阿登纳通过承诺对煤钢产业的工会中加入劳资协同管理的内容，从而获得了它们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支持（Gillingham 1991：287—289）。这是一个重要的旁支付，从而确保工会支持条约，帮助条约获得更多的国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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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德国人对舒曼计划的观点相对统一。不同于社民党，德国政府、产业和工会都接受共同市场的观念，但是反对超国家主义和该计划的反卡特尔方面。“这些观点（体现在德国的方案中）绝不仅是煤钢大亨们的观点：产业、部长们和联邦德国政府间是团结一致的，当舒曼计划提出时，这些集团都接受煤钢联盟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有益部分”（Gillingham 1991：242）。因此与法国不同，德国在舒曼计划的国际谈判上具有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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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是由法国政治领导人提出来的，因此它同法国国内政治目标紧密联系。通过“莫奈计划”来成功实现法国经济现代化，这依赖于获得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正如米尔沃德（Milward）所认为的，“舒曼计划是被用来保障‘莫奈计划’的”（Milward 1984：395）。同德国的和平关系也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因此“舒曼计划”作为解决法国国内和国际难题的方式吸引着法国领导人。苏联威胁或者美国霸权似乎都不能解释这个计划；德国与法国的这个案例不同于其他案例，其他案例中的合作所涉及的主要国家都有严重的相互威胁。实际上，在舒曼宣布计划时，他表明对所有欧洲国家开放参与——也包括东欧国家——也对苏联开放；他明确表明不希望这个计划成为冷战的武器（Dell 1995：112）。这项计划既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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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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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舒曼宣布计划之后不久，六国在同年7月展开国际谈判。谈判代表面临两组议题。首先，四个小国反对这项计划。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钢铁企业和煤矿极为低效，所以共同市场的结果将会使这些政府关闭许多钢铁企业和煤矿，并要面临失业的增加。这对这些弱小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要求在较长的过渡期内对本国产业加以保护。法国和德国同意。法德两国设计了复杂的计划来帮助这些小国的产业，并将实质的共同市场推迟若干年（Gillingham 1991：247—250；Manchester Guardian，February 21，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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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议题涉及高级公署及其权力。小国和德国政府都反对强大的高级公署，荷兰和比利时尤其明确表示它们努力削弱高级公署。它们引入了欧洲议会的观念，该机构可以对高级公署做不信任投票，从而迫使其成员辞职。它们也提议召开部长会议，作为国家对高级公署的制约；部长会议可以监督高级公署的定价、投资等决策，而且可以听取国家或企业对高级公署的投诉。法国接受了这两项对高级公署的限制。“因此超国家权威受到了比法国最初提出的计划更多的制约与限制”（New York Times，January 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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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德国的政府和产业与法国的钢铁企业反对计划中的严格反对卡特尔的条款；它们希望弱化这些条款从而使私人产业能够控制资源。法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因为法国“代表知道除非对将来卡特尔的形成施加某些限制，否则对德国复苏的恐惧会在国民议会中击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Schmitt 196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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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确保高级公署的权力和反卡特尔条款的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斗争。因为德国和其他国家要求削弱高级公署的压力，1951年初谈判陷入停顿。美国的介入迫使各方达成妥协。美国威胁除非德国接受谈判中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否则将利用占领权力对德国采取自己的解除卡特尔的计划（Diebold 1959：72—75；Gillingham 1991：255—262，280—282）。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德国政府在1951年3月同意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草约。德国企业反对，但是无法阻止阿登纳总理。为了弱化反对，德国政府在1952年通过了投资资助法案（Investment Aid Law of 1952），其中包括对煤炭和钢铁企业的大规模补贴和税收抵免（Gillingham 1991：284—286）。德国政府这种关键的旁支付再次确保了企业对计划的背书，从而降低了国会的批准困难。经过不到一年的谈判，六国全部同意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1951年3月的时候，这些国家都需要其国会来批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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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950年的舒曼计划似乎明显不同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最终文件中，高级公署的权力被削弱了，加入了新的制度来制约高级公署的超国家主义，而且高级公署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未被界定（Schmitt 1962：68—71；Milward 1984：408—413；Gillingham 1991：228）。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尤其是其他五国企业的要求，这些修正是必要的；原初的“舒曼计划”无法被采纳，因为这些政府担心大规模改变钢铁和煤炭产业会影响到选举。因此法国对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从而确保了协定的达成。法国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弱，部分是因为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法国钢铁企业的反对，也是因为复原点。不能达成条约可能意味着私人卡特尔的重建，而这是德国政府和法德两国钢铁企业所期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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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合作与国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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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过程，对六国而言相对痛苦较少。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FDP）执政联盟控制了国会和内阁，并支持协定。因为除了少数社会民主党（SPD）议员，德国少有反对，煤炭和钢铁的联合较为容易地获得了批准。总理对国内关键集团的旁支付将它们变成了支持者，它们为条约提供背书，并劝说国会批准。对工会的劳资协同管理的承诺和对产业的投资资助法案的承诺，使其成为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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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批准，在所有六国，取悦国内的企业和工会是重要的。比如在小国中，行政机构相信批准依赖于对煤钢产业的持续补贴以及延缓向共同市场的转变。这些方法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尤为必要，如果因煤钢共同体而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那么这两国软弱和分治的政府就会担心它们的选举前景。因为对条约的这些修订，小国的企业也支持协定，因此在四个小国，条约的批准得到了多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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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批准辩论更为有趣。法国国会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几乎花了与国际谈判同样长的时间。在1951年12月，条约签署后的八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以337对233票通过了共同体条约。条约的反对者主要来自共产党和右翼，主要是右翼戴高乐主义者（Grosser 1961：237—238；de Beaumont 1983：72—73）。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以及中右翼政党都联合起来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法国公众对该条约都很冷淡（近似对条约没有意见的第三方），所以国会极为关注受影响的企业（Willis 19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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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的观点是由这些集团的信息和压力塑造的。条约过于复杂和抽象，难以引起国会过多注意，“复杂的、技术性的计划（就像欧洲煤钢共同体）与法国国会之间的无法理解的障碍几乎无法克服……（只有）少数政治家……确实阅读了条约”（Schmitt 1962：73）。相反，他们依赖于企业提供的信息和支持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国家产业组织和钢铁产业都能影响右翼政党：“在国会辩论期间，保守的代表和参议员极为重视雇主运动向国会所有议员分发的材料”（Ehrmann 1957：241）。钢铁产业和国家产业组织的激烈反对被两个因素中和。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条约修正案，保证对煤炭和钢铁产业提供更多的投资资金，并提供优惠的贷款和信用计划（Lerner and Aron 1957：40—41；Baum 1958：260—262）。这项修正给煤钢产业以旁支付，从而降低了它们的反对，这样让摇摆不定的右翼政党议员也投票支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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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的产业集团也向国会施加压力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国有化的企业和钢铁消费者为条约提供背书，强调条约对法国的积极作用。一些研究表明正是这些集团的支持确保了条约的通过。“如果煤炭和铁路产业仍然在私人手中……条约在国会中可能就不会获得所需的支持。而正是因为这些产业已经国有化，国有的煤矿和国家铁路系统的经理都能从其职业能力出发，在国会作证中从专业的角度证明共同市场是利大于弊的”（Ehrmann 1957：473）。另一项研究也认为，“正是国有化企业的支持——法国煤炭（Charbonnages de France）、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与雷诺汽车（Regie Renault），所有重要的钢铁消费者——让舒曼和其他计划者能够克服反对意见”（Rioux 1987：143）。欧洲煤钢共同体既得到了法国最有活力的产业的支持，也同法国经济现代化国内项目紧密相联，从而获得了国会中的多数支持。正如第三章的模型所表明的，至少一个协定中所涉及的关键国内行为体的背书对协定的立法批准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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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批准的实现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行政机构谈判了协定，并作出了旁支付，从而使欧洲煤钢共同体涉及的至少一个，如果不是全部，国内关键行为体为条约提供背书。在法国和德国，协定所涉及的企业和工会对协定的价值意见不一。如果我们的模型正确，那么无法获得工会和企业的背书将使协定前景暗淡。德国的工会和企业的背书以及法国的工会和煤炭与其他产业的背书都对协定的批准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正面的信号使得立法机构更容易批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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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国和德国，政府的分治程度比较低。当时法国和德国政府都没有严重的分歧，这使得批准更为容易。尽管两国都是联合政府，但是政府内都没有包括反对欧洲合作的政党。在这一时期，法国执政的第三力量政府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上是团结的。关键国内集团的背书以及政府不存在分治都使得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与合作更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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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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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偏好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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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首倡欧洲防务共同体，但是法国内部对这个计划是存在分歧的，甚至比在欧洲煤钢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还要严重。基督教民主党所领导的政府是这项协定的主要支持者。反对者既包括右翼的军方和戴高乐派，也包括左翼的共产党。而且不同于欧洲煤钢共同体，除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中间政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意义也见解不一。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独立派等参政党中的很多成员都反对防务共同体。20世纪50年代初，失去中间政党的选举支持以及强硬的戴高乐派权力的增加都使得法国政府更加分裂，从而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兴趣降低。另一方面，德国尽管不如法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那样热心，但是意见更为一致。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与军方都希望首先在北约框架内重新武装，但是若无法实现，也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要求。只有少数派的社民党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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