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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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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1月12日，墨西哥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在洛杉矶的卡胡恩加（Campo de Cahuenga）签署了投降协议（Articles of Capitulation），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北好莱坞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的对面。[101]美国打败了墨西哥并征服了加利福尼亚州。这段暴力征服和收购的历史是公开的，并不是秘密外交。征服加利福尼亚州是被公开承认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的确加以庆祝了。波尔克总统在1848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赞扬了美国军队在“征服加利福尼亚”的过程中所彰显的才能、勤奋和勇气。[102]美国看到了加利福尼亚，它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它征服了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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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克总统没有隐瞒事实真相，并且对占领墨西哥领土并不感到羞耻，因为美国遵循的是当时存在且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规则。美国是为了收回未偿付的债务而开战的——这是旧世界秩序下发动战争的正义理由。然后，它征服了领土，作为其公民遭受伤害的赔偿，以及补偿发动战争的开支。他展现的不是一个流氓的帝国主义国家欺压弱小邻居的故事，而是一个胜利的故事，是一段根据国际法和正义战争理论而战的令人骄傲的战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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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不幸的是，这个故事缺少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墨西哥战争爆发前几年，墨西哥特哈斯州的南部边界是努埃斯河。1836年，得克萨斯州从墨西哥宣告独立时，它宣称其边界位于努埃斯南部，在格兰德河河畔。得克萨斯人引用同年签署的《贝拉斯科条约》（Treaty of Velasco）证明自己的领土要求具备合理性。这份条约是由墨西哥将军桑塔·安纳（Santa Anna）在圣哈辛托战役结束后被囚禁时签署的。桑塔·安纳同意将其部队撤回格兰德河南部，相应地，得克萨斯将其部队向北回撤五里格（leagues）[103]。得克萨斯人认为，这一协议向南部延伸重新划定了自己与墨西哥的边界。后来等美国吞并得克萨斯之后，它也采纳了这一观点。[104]然而，这种法律立场是荒谬的。正如伊利诺伊州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年轻国会议员指出的那样，如果条约确实规定了将边界从努埃斯河南移到格兰德河，那么“它就有个怪异的特点（原文如此），即规定得克萨斯不得进入自己境内五里格范围内”。[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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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肯是对的，并且条约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那么波尔克1846年将泰勒部队派往格兰德河边缘时，就是派他们进入了墨西哥境内！尽管墨西哥欠美国债务是真实的，但波尔克提出的要报复“美国人在美国土地上流血牺牲”的说法要么是基于一个谎言，要么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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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这些混乱都不重要。事实上，即便波尔克在战争真正的合法理由——墨西哥未偿还债务——问题上撒了谎，也不会改变此次征服的合法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旧世界秩序中，强权即公理。赢得战争意味着法律上获胜。仅仅因为美国军队在一场正式战争中获胜，加利福尼亚就成了美国的一部分。正如陆军部长威廉·马西（William Marcy）向加利福尼亚州新任州长斯蒂芬·沃茨·卡尼（Stephen Watts Kearny）将军所说的那样，“根据国际法，征服一个领土或国家的强国有权在该领土或国家内建立一个公民政府，作为确保征服成果的手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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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各国能够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哪怕它们基于非正义理由行动，那么整个装模作样要求正义的游戏的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主权者要在其精心炮制的战争宣言中竭力罗列发动战争的正义理由，并且还煞费苦心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这些宣言呢？为什么格劳秀斯要在战争的“正义理由”上耗费如此之多的笔墨？如果“正义理由”真的没有用，那么战争最终是否因为正义理由而发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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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四个相关的原因。首先，认为发动非正义战争没有代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也需要调动国家资源。糟糕的战争理由会破坏战争努力；它也会伤害主权者的国内合法性，并鼓励其对手挑战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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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权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也会被迫以糟糕的理由发动战争。在捍卫自己与安妮的婚姻时，查理八世竭尽所能为自己辩护，尽管他最终得到了这个女孩，却遭到了教宗的公开羞辱。教宗发布诏书，宣布安妮之前与马克西米利安的婚姻无效，但也谴责这对夫妻鲁莽轻率，在没有获得宽免之前就擅自结婚，并警告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07]没有什么规则可以阻止刻意打破规则的人，但它可以让冒犯规则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主权者依法而生，所以他们也可以因法而亡，或者至少受到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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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争的正义性对于战争中的合法权利或许并不重要，但许多人认为这对他们来世的灵魂至关重要。发动非正义战争就是大规模屠杀无辜的人，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在一个几乎普遍信仰宗教的世界里，永恒诅咒的威胁足以让人们担心战争理由是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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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即使交战方不关心战争的正义性，但其盟友会关心这一点。一个国家依据承诺履行向另一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是以所涉冲突的合法性为条件的。从法律角度而言，条约义务（casus foederis）——促使履行援助盟友义务的因素，总是取决于宣战理由（casus belli）——证明战争本身正义性的因素。正如格劳秀斯对互助条约描述的那样，“这样的协议不能被延伸到没有正义理由的战争”。[108]战争宣言会摆出事实证明一国战争的正义性，从而让其盟友难以摆脱它们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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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原因涉及旧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旧世界秩序既奖励因非正义理由而发动的征服，也奖励因正义理由而发动的征服，因为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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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者发布的战争宣言可能起到了诉讼中投诉的作用，但是没有世界法庭来权衡双方的证据和论点，并对谁真的应受惩罚做出裁决。毕竟，根据定义，主权者并不承认任何更高权威。因此，没有一个中立的、公正的程序来区分非正义理由和正义理由。结果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会大胆吹嘘其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另一方会愤怒地谴责整个计划的虚伪和邪恶。因此，在战争宣言中，国家最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有利于自己的最佳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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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是主权者且战争合法的世界里，不可能在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做出裁决。一旦格劳秀斯式法律秩序允许受害者使用武力来补偿他们（或其公民）受到的伤害，那么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允许侵略者也能从他们的错误行为中获利。因为，惩罚那些基于非正义理由而发动战争的行为会危害整个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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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世界秩序信奉强权即公理原则，因此战争的滥用不仅是可能的，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球法庭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战争是合法的，那么强权必须是公理，即使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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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mund Wilson，Patriotic Gore：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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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rd McAfee，“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62，no. 1 （1980）：49. 麦卡菲向我们提供了以标准的历史叙述对波尔克总统作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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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rryl Dee，Expansion and Crisis in Louis ⅩⅠⅤ’s France：Franche-Comte and absolute Monarchy，1674-1715 （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3-4；Francois Crouzet，“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Some eflections，” French History 10，no. 4 （1996）：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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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ed Browning，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Stroud an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32；H. M. Scott，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1756-17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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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摘录自克莱先生（Mr. Clay）写给波恩塞特先生（Mr. Poinsett）的第一封信。波恩塞特1825年3月25日被国务院任命为美国驻墨西哥特派公使和全权公使，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American State Papers Foreign Relations），1：580. H. Doc. No. 42，25th Cong.，1st Sess.，8-10 （1837）。美国的主要策略是购买领土。1825年和1827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授权购买部分得克萨斯。参见MSS Archives，Department of State，Instructions to Agents in Mexico，Vol. 15，53-54。1835年，安德鲁·杰克逊授权购买得克萨斯以及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参见H. Doc. No. 351，25th Cong.，2nd Sess.，Vol. 12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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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tias Romero，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subjects affecting their 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 relations，made with a view to their promotion （New York：G. P. Putnam，1898），374-76；Clayton Charles Kohl，Claims as a Cause of the Mexican War （New York：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New York University，1914），vii-viii. 虽然罗梅罗（Romero）提供了墨西哥政权名单，但尚不清楚科尔是如何计算重新执政政府、替代政府、临时政府（ad interim）以及共同执政的政府得出三十五届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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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Doc. No. 105，24th Cong.，2nd Sess.，Vol. 3，24-27 （1838）；H. Doc. No. 3，25th Cong.，2nd Sess.，Vol. 1，40-108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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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Doc. No. 3，25th Cong.，2nd Sess.，Vol. 1，109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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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ohl，Claims as a Cause of the Mexican War，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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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ndrew Jackson，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February 6，1837（“除了最近这位墨西哥已故的特立独行的部长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侮辱之外，他们对我们造成伤害的时间之长，我们多次徒劳地申请赔偿，以及他们对我国公民财产和人员的暴行以及对美国官员和国旗肆无忌惮的侮辱，都会向所有国家证明我们立即发动战争是正义的。”）；Martin van Buren，“First Annual Message，” Speech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December 5，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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