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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近4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就领土和赔偿问题进行讨论。[26]同这场战争一样，巴黎和会也是按照旧世界秩序的规则进行的。英国和法国坚持要对德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削弱德国的实力，同时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领土边界要重新划定，以牺牲失败者的利益来奖赏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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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确保和平呢？威尔逊的解决方案是创设一个规范国际事务的新组织，用其“十四点和平计划”的话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国家联盟”，它将“一视同仁地为大国和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保证”。[27]它被称为“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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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新联盟职能的文件《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试图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确保和平。《国际联盟盟约》要求成员国不得将争端诉诸战争，而是将其提交给联盟解决，要么提交给当事各方同意设立的仲裁法庭，要么提交给新的常设国际法院，或者是接受联盟理事会的“调查”。[28]在上述机构其中之一做出裁决之前，各国有义务等待。如果一个国家在争端中获胜，失败方需遵守裁决，胜利方也不能发动战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被裁决失败且不愿意服从裁决，裁决结果发布三个月后，可以诉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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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盟约》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还创设了一种强制各国执行的新机制。其中第10条和第16条规定，违反《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而发动战争的成员国将面临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的制裁，不仅包括贸易和金融制裁，还包括军事制裁。如果有必要，国际联盟会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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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威尔逊总统开始了一次雄心勃勃但使他精疲力竭，足迹遍及全美国的行程，他在22天内行程8000英里，以推动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我的委托人是孩子们；我的委托人是下一代，”他在此次行程最后一次主要演讲中宣称，“他们不知道，当我命令美国军队开赴法国国土时，我承诺了什么，我答应了什么。但我知道，并且我打算兑现我对孩子们的承诺；他们再也不会因类似使命而被派遣出去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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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批评者后来指责的，国际联盟的问题并不是它试图做太多的事情来维护和平——而是它做得太少了。国际联盟虽然削减了个体的战争权，但减少幅度不大。即使法庭驳回了各国的要求，它们也可能在三个月后开战。为了执行这些对战争权利的温和限制，国际联盟强化了战争责任。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在多数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国联理事会有权命令成员国拿起武器来维护《国际联盟盟约》。为了解决战争问题，国际联盟的答案似乎是……更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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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合法的制度，战争曾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即使它是一场毁灭数百万人生命的血腥大屠杀，并且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国际联盟并没有预示着旧世界秩序的终结，只是延缓了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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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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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莱文森（Salmon Levinson）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芝加哥一名成功的公司律师，在一些重大金融重组案件中扮演关键角色。[30]他有许多知名的客户，包括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the St. Louis and San Francisco Railroad），还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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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拥有丰富的从商经验。1848年，他的祖父母和父亲为躲避政治动荡，从德国移民到美国，那时他父亲才18岁。后来，萨尔蒙的父亲在印第安纳州的诺布尔斯维尔找到了一份裁缝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店铺发展成了这个城市最成功的服装店之一。甚至在萨尔蒙十几岁的时候，他每天早上6：30就打开店门，直到上课之前都和父亲一起工作。可能是犹太人入学指标限制的原因，他被耶鲁大学拒绝，而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但他锲而不舍，在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将他拒之门外的考试之后，他被允许转到耶鲁大学继续完成大四学业。毕业后，他回到芝加哥从事法律工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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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主义者，但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萨尔蒙对国际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他是犹太裔德国移民的儿子和孙子，但他并不太关注欧洲以及欧洲事务。他在法律职业道路上继续成功前行，但1914年以前，他在写给朋友和同事的信中提到美国之外事情的次数屈指可数。[32]他是完美的公司律师——勤奋努力，在压力下保持冷静，讨厌无谓的争斗。他唯一的政治参与是偶尔的竞选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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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抛售面前收市，这是其历史上第三次收市。[33]这一切的毫无意义激怒了莱文森。他抱怨利率攀升，以及威尔逊“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我们征税，就像我们自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样”的决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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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看到了德国移民、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之间的交锋后，他才决定对此做些什么。希夫将战争归咎于英国，称它“不愿停止对德国的压榨”，而艾略特则认为，德国已经表现出不愿妥协的迹象，这将带来两种可能性，即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帝国，要么彻底垮台”。[35]莱文森判断，如果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谈判技巧让这些顶尖的知识分子赞同一项计划，把欧洲的战争推向终结，那么，或许有“极小的机会取得某种成功”。[36]他开始确信，国际关系与工业关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说服各方采取理性的行动，说服他们不要让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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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广博的人脉关系网，成功地与希夫和艾略特见了几次面——恭维和劝导一方之后接着恭维和劝导另一方，让他们克服对彼此的厌恶，并同意会面以找到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对莱文森来说，这么做不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还有两个适龄参战的儿子。[38]但局势进展之快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德国军队的军事胜利，加上“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终结了他能促使双方妥协的希望。“‘摧毁卢西塔尼亚号’的鱼雷，”他后来写道，“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和平计划，而我在这方面的乐观主义态度有待修正。”[39]不到两年后，他的儿子以及美国就在欧洲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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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在希夫和艾略特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努力虽然没有结果，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与希夫的通信中，他开始发展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思想。“由于法庭彻头彻尾地保护犯罪国家的贪婪侵略，”他在1917年8月写道，“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疾病是战争的合法性和实用性。鉴于我们都承认和认可战争合法，因此从道德上讲，我们都是帮凶。”[40]他总结道：“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制定战争法，而应该制定反对战争的法律，正如没有谋杀法和投毒法而只有反上述行为的法律一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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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莱文森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写成了一份备忘录在亲密朋友中传阅，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和莱文森早几年通过他们的配偶相识。莱文森的妻子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也是杜威妻子的同学和密友。在杜威和他的妻子去纽约之前，这两对夫妇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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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莱文森一样，杜威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他以务实著称，流露出冷静温和的气质。事实上，这两个人看上去像兄弟俩。两个人都是头发灰白中分，胡须修剪整齐并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和莱文森一样，杜威也很谦逊低调。曾在密歇根大学杜威手下担任讲师的詹姆斯·塔夫茨（James Tufts）说：“就其品格而言，他简单、谦逊，完全没有任何矫情或自我意识，结交了很多朋友，没有树立敌人。”[43]然而，杜威的谦逊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杜威在20世纪早期定义了公共理智主义（public intellectualism）：他创办了一所实验小学，以检验他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并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这份进步杂志创办于1914年）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莱文森致力于推翻旧世界秩序的努力中，他将成为莱文森最重要的智力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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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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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的檄文《战争的法律地位》（The Legal Status of War）于1918年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莱文森并没有打算参加公众争论。他把他所谓的“备忘录”发给杜威，请求杜威考虑把这一想法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杜威把这份备忘录转给了他在《新共和》杂志的朋友们。他们以莱文森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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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世界处于和平状态，”文章开头写道，“突然，德国向法国宣战，侵略它的领土，甚至毫不掩饰吞并和奴役其邻居的意图。”[45]他问道：“法律上，会发生什么？”答案是“由于这场战争看起来是一项善意事业，其他国家同样受到中立规则以及国际法规则约束”，从今往后，它将成为一场“合法的战争”。他指出，“主要事实”往往被忽视，即“战争一旦发动，文明世界就把所有的战争置于同一合法层面上，而不考虑它们的起源和目标”。他解释说，即使是国际联盟，“也不打算宣布战争非法；它只是建议完善那些规定，在这些规定下战争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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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是莱文森所说的“非法化战争（outlawing of war）”。[46]他承认，“战争虽然被定为非法，但仍会发生”。但是，他解释说，“它将被贴上犯罪的标签，世界各国的力量将被组织起来对付罪犯”。莱文森用决斗来比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努力通过设置“行为准则”来限制决斗，这些“行为准则”变得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人道”——与规范战争中人道行为的《海牙公约》不同。就像《海牙公约》一样，这些行为准则也假定了决斗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决斗最终被宣布为非法，并且他又解释道：“决斗现在已经绝迹了，因为我们的法律清楚地规定，决斗是谋杀。”因此，应该放弃规范战争的努力，宣布战争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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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非法化战争的想法与当时正在讨论的其他和平计划不同。截至当时，包括裁军建议、国际联盟和其他方案在内的所有和平安排都假定战争具有合法性。它们只是在引导人们如何利用战争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它们的设计者致力于创设制度和激励手段，以促使各国尽可能少地诉诸战争。那些努力争 取和平的人甚至没有想到要质疑战争的合法性。这就需要一个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有着全新理解的人提出与现行国际体系相关规则直接冲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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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这些思想还停留在《新共和》杂志的页面上，它们就不太可能改变世界。公众需要参与进来。即使这样也不够：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鼓吹和号召，新构想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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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化战争从一个想法到一个运动，再到一个计划，最终到一个条约的演变，始于宾夕法尼亚州资历尚浅的参议员菲兰德·C.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打给莱文森的一个电话。还在各国就成立国际联盟进行谈判期间，这两个人就都公开表示支持联盟。莱文森是如此积极，甚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竭力争取民众的支持。[47]但当他看到威尔逊谈判的《国际联盟盟约》文本时，他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就消失殆尽了。诺克斯也感到沮丧。在盟约文本公开之后的第二天，他邀请莱文森到纽约去讨论非法化战争的新思想。两人在二月连续三天会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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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打败国际联盟。[49]莱文森习惯给自己写许多没有注明日期的备忘录，在其中一份（可能是一篇文章或信件的草稿）中，他把国际联盟比作陈旧的中世纪的卫生习惯，以此解释自己对它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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