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16640
1702916641
尽管这些任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参议院的轻松批准，但有些人认为，罗斯福总统跨越党派的决定有着更为阴暗的动机。反对这些任命提名的人担心，“随着诺克斯和史汀生进入内阁，这个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战争”。[113]另外一些人也以同样的理由庆祝这些任命。《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和其他英国报纸兴奋不已，它们兴高采烈地宣称：“仇恨希特勒的人加入了美国内阁”。[114]
1702916642
1702916643
随着史汀生上台以及战争在欧洲蔓延，美国政府开始更加积极地拓宽传统中立原则的边界。1940年9月2日，美国向英国移交了50艘退役驱逐舰，以换取在英国控制的领土上建立基地的权利。司法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辩称，《中立法案》没有禁止这项交易，因为该法案不适用于“不以服务于交战一方之目的而被建造、武装、装备或改装成战舰的超龄驱逐舰”。[115]
1702916644
1702916645
在1940年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罗斯福政府摒弃了这一幻想，转而采取新的中立思想。1941年3月罗斯福签署的《租借法案》（The Lend-Lease Act）允许美国在出售、借用或处置物资时，对交战国家进行区别对待。[116]而且美国的确实行了区别对待。在该法案通过后的90天里，美国就拨出42.5亿美元采购援助盟国的物资，立即提供了200万英吨（gross ton）的货船和油轮来装载援助物资，并开始训练7000名英国飞行员。[117]
1702916646
1702916647
不得已而为之
1702916648
1702916649
美国不仅在欧洲，在亚洲也开始依照新的中立理论行事。1941年，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威胁到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和文莱的安全。当年7月，美国对此做出回应，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汽油。[118]禁运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超过80%的石油来自美国。当罗斯福说服英国和荷兰加入对日石油禁运后，日本就与国际石油市场完全隔绝了。由于没有本土石油供应，日本石油储备很快就会耗尽。
1702916650
1702916651
对日本领导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一个残酷的转折。他们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学习统治世界的规则并要求其应有地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改变了这些规则。现在，征服不再被允许（尽管坚持和保 卫1928年之前被征服的领土是被允许的）；同时，允许非交战国对交战国实施后果严重的经济制裁。根据《非战公约》，任何军事反应都将被视为非法侵略。不过，许多日本人，包括与天皇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这份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119]
1702916652
1702916653
日本海军开始推动尽早与美国开战。日本海军认为，日本等待的时间越长，石油供应就会越少，日本也就会愈发虚弱。日本需要在行动能力被过于削弱之前发动袭击。由于怀疑日本是否能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天皇拒绝了这项提议。但是，随着禁运的延续以及形势变得更加绝望，他的想法开始改变。[120]1941年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向日本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出全部日军。[121]尽管照会上没有明确提出，但日本认为赫尔所指的“中国”包括“满洲国”。
1702916654
1702916655
赫尔不知道的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攻击部队此时已经出发前往夏威夷，尽管它们当时行进得不太远，还能召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Tojo Hideki）将赫尔的照会视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证据，称其为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退出中国——包括“满洲国”——否则将承担后果。在与顾问们审议了这份照会后，裕仁同意对美国发动攻击。他批准了对珍珠港的袭击，并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发动战争。[122]第二天，日本舰队收到了电令“Niitakayama Nobore”（字面意思是“攀登新高山”）：继续进攻。[123]
1702916656
1702916657
日本天皇开始起草宣战书。它的措辞表明，日本天皇深陷旧世界秩序的痛苦之中。宣言一开始就指责美国和英国在中日争端中偏袒一方：“由于美国和英国都支持重庆政权，它们加剧了东亚局势的动荡。”关于制裁，它这样表述：“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和平贸易，最后又直接断绝与我们的经济关系，严重威胁着我们帝国的生存。”这份宣言得出结论，“如果放任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不仅会使我们帝国为了东亚的稳定而做的 多年努力化为乌有，而且会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124]
1702916658
1702916659
就在赫尔向日本人递交照会的前一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提到，我们可能在下周一遭到袭击，因为日本人因经常不加警告地发动突然袭击而臭名昭著，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在不给自己造成太大危险的情况下，谋划让他们打响第一枪。”[125]他很快就会明白，没有必要再进行谋划了。第一枪即将打响。
1702916660
1702916661
人们很容易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因为它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或借口。用罗斯福总统的话说，对美国人来说，12月7日仍然是“一个必须永远记住的耻辱的日子”。但日本发动对美国的毁灭性打击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它只不过是遵循了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黑船带来的国际法。然而，日本未能认识到的是，这些规则在1928年被宣布废弃了。美国自己也只是最近才接受了《非战公约》所引发的法律秩序的彻底转变——1941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6个月，《租借法案》通过后，美国才最终接受了对中立的新理解。
1702916662
1702916663
1941年12月7日，仅仅在赫尔获悉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分钟之后，日本大使就在美国国务院向赫尔亲自呈交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日本人与美国对这一法律的不同理解。[126]日本三天后发表的备忘录，读起来就像一份旧世界秩序下的战争宣言。它详细描述了美国对日本犯下的诸多可感知的错误行为。它抱怨美国支持中国以及美国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尽管这份备忘录从未直接提及《非战公约》，但它拒绝接受美国对该条约带来的变化的看法。它抱怨说：“尽管美国政府在其一贯坚持的原则下，反对通过军事压力来解决国际问题，但它正与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起 通过经济力量来施加压力。”日本外务省认为，这种经济压力“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不人道”。[127]
1702916664
1702916665
随后发生的战争将成为两种竞争的世界观之间的较量：一方将《非战公约》视为一纸空文，另一方将其视为新的法律现实；一方坚持征服权，另一方拒绝征服权；一方坚持中立需要公正，另一方认为“和平制裁”是法律执行的基本手段；一方谴责经济制裁，另一方谴责军事力量。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场新旧世界秩序之间的战争。
1702916666
1702916667
[1] 参见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222-23；Hatsue Shinohara，“A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Quincy Wright and Tachi Sakutaro”（未出版手稿）［引自 Tachi Sakutarō，“Fusen Joyaku no Kokusaiho-kan”（《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的国际法观点），Kokusaiho Gaiko Zasshi 27 （December 1929）：7］。
1702916668
1702916669
[2] 参见Further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June 23，1928，Avalon Law Project，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http：//avalon.law.yale.edu/20th century/kbbr.asp；David Hunter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A Study of the Briand-Kellogg Treaty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28），196-200，232-33。
1702916670
1702916671
[3] 参见American Note，June 23，1928，in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213-19。
1702916672
1702916673
[4] 参见，例如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General Pact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70th Cong. （December 7，11，1929）（国务卿凯洛格）。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与美国交换照会不是提出正式的保留意见，尽管有时它们被错误地认为是提出了保留意见。凯洛格明确否认英国和法国的照会构成对条约的保留。然而，他也承认交换照会将影响条约的解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General Pact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70th Cong. （December 7，11，1929）（“如果条约已经摆到桌上，并且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签署了，那么各国政府的照会中就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个条约。当然，在这次讨论期间，通过与各国交换照会，也提出了许多关于该条约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愿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私下的讨论，我坚持以交换照会的方式进行谈判。”）
1702916674
1702916675
[5] Shinohara，“A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1702916676
1702916677
[6] 关于这些数据来源的更多资料，请参见第十四章。
1702916678
1702916679
[7] Mark Mazower，Hitler’s Empire：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Penguin，2008），576.
1702916680
1702916681
[8] 参见 American Note，June 23，1928，in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213-19。
1702916682
1702916683
[9]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3.
1702916684
1702916685
[10]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4 （quoting General Muto）.
1702916686
1702916687
[11]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10-19.
1702916688
1702916689
[12] 日本提供了一份长达40页的回复，这份回复后来与类似文件一起收录进了一本书中，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案例。这本书包括了日本在国联的演讲和其他公开争论，于第二年出版。参见Japanese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Japan’s Cas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as Presented Before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1933）。
[
上一页 ]
[ :1.702916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