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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沙赫特和依赖其建议的建筑师们来说不幸的是，凡是过去，皆非序章。[6]因为当时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20世纪40年代末，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已达到75个。到196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7个。从图3可以看到国家数量的激增。在1945年，几乎整个地球上的人口是由国家控制的，之后国家数量增加是因为有不少国家从当时存在的国家中分裂了出来。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其平均规模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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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间，世界上国家的数量是如何以及为何增长如此之快？为什么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分裂？答案还是要从非法化战争开始。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旧世界秩序的黎明时刻——现代国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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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催生国家，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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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7]直到16世纪，几乎没有任何实体可以被视为国家。当时有无数的公国、主教辖区、自由市和城市联盟。当然，也有帝国，它们对大片领土实行松散的控制。但是，这些实体并不符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国家的最低限度定义。韦伯是一位国家理论奠基人，他认为国家是“一种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成功地）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权的人类共同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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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国家的出现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有力的解释：“战争催生了国家，反之亦然。”[9]蒂利认为，从17世纪开始，各国开始对暴力活动实行了垄断，其结果是使“大多数公民携带武器成为犯罪、不得人心和不切实际的行为”。[10]蒂利认为，在国家内部，正当使用暴力权集中化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创造了持久的国家结构：要发动战争，就需要一支军队；为了建立和维持一支军队，需要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道路、兵营、补给物资和一套征兵和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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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要想拥有一支军队，君主们需要钱——大量金钱。前现代欧洲的军事创新，尤其是火药武器和大规模军队的发展，使得战争代价高昂。只有拥有大量资本和大量人口的实体才能有效地发动战争。“从17世纪后期开始，”蒂利说，“预算、债务和税收都跟随战争的节奏变化。”[11]事实上，没有人刻意去设计国家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反，它们“或多或少是无意中的副产品，是在执行更紧迫任务，特别是建立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过程中产生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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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需要全盘接受蒂利的观点，就会发现他的核心思想——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和国家结构的建立——是有说服力的。战争既需要人，也需要钱，君主们需要臣民顺从才能具备这两样要素。[13]蒂利正确地指出，任何君主“发动战争，都必须得到几乎所有臣民的默许，以及至少关键少数人的积极合作”。[14]君主们精心起草战争宣言的原因之一是赢得民心，希望臣民支持战争，或者至少默许战争——人民必须纳税来资助军队，并为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提供战斗所需。此外，主权者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家机构，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即使臣民支持君主的计划，为了赢得战争，国家也必须有效地组织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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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主庸碌无能，那么他的统治将是脆弱的。在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战争，甚至为了一丁点的不满就可以掠夺领土的世界里，主权者没有一支运转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长期握有权力。随着国家之间接触增多，它们以一种达尔文主义的方式互动：成功的国家更有机会赢得更多的领土，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而较弱的国家则会缩小，甚至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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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导致领土合并而形成更大政治单元的不仅仅是战争。16～17世纪，有两个现象同时发生：全球市场出现，强劲有力且影响深远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兴起。在西欧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零和游戏。[15]正如伏尔泰所言，“很明显，一国只在他国有所失时才有所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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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经济，以牺牲对手的利益来增强国家实力。与此同时，能确保与一个国家进行自由开放贸易的唯一途径就是控制它。当时，重商主义国家——大多数欧洲大国被包括在内——采取了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配额以实现贸易顺差的经济政策。重商主义者认为，出口超过进口将有利于货币和贵金属的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实力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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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权者旨在控制货币、贵金属和原材料的政策促使各国对周边实施领土征服，并日益向海外扩张。由于在航海、船舶和制图方面的技术进步，非洲和美洲成为欧洲人征服的新对象。这些地区的土地通常由部落控制，或被欧洲列强认为不是主权国家的其他实体控制。这些土地被欧洲人视为“无主之地”。因此，欧洲人认为对这些土地的控制者发动战争不需要正义理由，于是发动战争所需要的正式理由经常被他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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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是原材料来源和制成品市场。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尤其是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出击，建立尽可能多、尽可能大的殖民立足点。重商主义鼓励国家发动战争以扩大领土和市场规模，而在统一的主权控制下利用战争扩大市场，又有助于维持重商主义。这些力量互助互长，鼓励在主权控制下实施进一步领土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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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国家通过合并，变成了数量上更少但领土规模上更大的实体。15世纪末，欧洲大约有“200个国家、准国家、小国和类似国家的组织”。[17]到了20世纪初，通过国家竞争和合并，这个数字减少到大约20个。世界其他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随着那些最成功的征服者巩固了领土控制权，国家规模迅速扩张，但国家数量日益变少。[18]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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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再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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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改变对当时的国际体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旧世界秩序曾经奖励那些有能力夺取和控制领土的国家。新世界秩序消除了此类旧世界秩序规则对国际体系施加的强大压力，代之以一种不同的国际竞争逻辑。就像一场环境灾难消灭了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捕食者一样，非法化战争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通过改变这种权力平衡，它也改变了各国本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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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法化战争进程的推进，那些有利于大国和帝国的力量被削弱，甚至被废除。国家不再仅仅为了生存而必须强大。征服的威胁给各国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发展壮大，以便能够部署规模更大、装备更加精良的军队。在非法化战争进程中，征服的威胁以及它给各国带来的压力已经减弱。同时，禁止战争和征服领土，对不承认主义的承诺，甚至可能由安理会采取行动废止非法占领，意味着脆弱的国家仍然可以繁荣发展。曾经不断受到威胁的孱弱国家，现在能够守住阵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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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也受到新的征服规则的影响。在旧世界秩序中，如果一个殖民地成功地从其帝国领主那里获得独立，它就会陷入被另一个大国接管的危险之中。正因如此，一些易受攻击的领土默许建立保护国，保护国允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在一个征服司空见惯的世界里，殖民保护国为服从于自己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免遭潜在征服者的侵犯。例如，在列强争夺非洲的过程中，当地领导人经常同意建立保护国，将其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以防止其他国家对自己提出更具侵略性的权力主张。然而，随着战争被非法化，殖民地不必再担心一旦独立就会被重新征服。在一个侵略战争被视为非法的世界里，保护国所提供的东西很少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己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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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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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思想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鼓励国家攫取广阔领土，但到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它早已声名狼藉。在其17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了生产专业化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和促使经济增长。1817年，大卫·李嘉图指出，即使一个国家能更有效地生产所有贸易商品，它也能从贸易中获益——重要的是它的比较优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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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思想席卷了西方世界。然而，全球贸易增长依旧缓慢。从18世纪末亚当·斯密第一次对重商主义提出著名的批判开始到20世纪初，全球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10%上升到刚刚超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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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这种不温不火的反应令人费解。如果各国意识到它们可以通过贸易获益更多，那它们为什么不进行贸易呢？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缘于国内政治：国内强大的产业力量通常希望得到保护，免受外来竞争的压力，它往往能够向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对于为什么国家间很少进行贸易往来——即使它们意识到这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出于对贸易伙伴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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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贸易收益几乎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一般来说，通过贸易，双方都会获益，但通常会有一方获益更多。在进行布匹和葡萄酒贸易时，英格兰或葡萄牙是否会相对获益更多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因素，包括分工所得、需求和供给响应性（经济学家称之为“弹性”）、汇率、运输成本、劳动力竞争、贸易条件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水平和数量，等等。因此，尽管两国普遍受益于贸易增长（两国均享有“绝对”获益），但这些获益绝不相同——“相对”获益将出现变化。于是，葡萄牙和英国都不愿进行贸易，因为都担心对方会变得相对富足，一旦两国发生战争，自己会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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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国家更关心相对获益而不是绝对获益——是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22]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时刻警惕权力的相对丧失。因此，各国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真正合作，因为合作的获益是不平衡的，只会使其中一个伙伴的境况恶化。由于邻国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战争和进行贸易，国家具有明显的抑制与邻国贸易的动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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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主要批评者认为，现实主义者颠倒了优先顺序：国家优先考虑的应该是绝对获益，而不是相对获益。[24]他们认为，即使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中，某些形式的合作也是可能的。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批评者举出了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机构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欧洲联盟、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许多其他复杂的国际组织表明，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反，国家间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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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总是很难解释为什么相对获益不如绝对获益重要。他们甚至更难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的国际合作比过去三个世纪的合作更加强劲。答案是，战争已经被宣布为非法，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前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却无法解释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国家优先考虑相对收益的观点是对世界的一种很好描述，但对我们当前的世界却不是，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描述。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各国不再执着于在国家竞争中领先。它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开展贸易是否比不开展贸易更能让它们富足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更能让它们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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