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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主权是如何在新世界秩序中确立的呢？《非战公约》给出了答案：真正的主权者是1928年拥有主权的国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当战争被宣布为非法，领土被禁止扩张之后，国境线固定了下来，曾经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国界线被永久性的标记追溯了出来。主权变得根深蒂固。正如日本在1931年学到的那样，军事胜利不再确立法律主权。现在，在政治上，一个国家的领土必须与其称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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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一条简单的主权链，因此，对于那些试图搞清楚自己属于谁的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1928年，也就是国家边界永久性标志制定的时候，还有一些领土尚未妥善确立主权归属。这些领土继续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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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边界线和拙劣的主权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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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导致国际冲突持续不断的根源中，最持久的也许就是缺乏策略的非殖民化进程。当帝国在二战后崩溃时，它们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两个最大来源是“模糊的边界线”和“拙劣的主权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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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边界线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草率划分殖民地之间的边界造成的。由于殖民地常被视为单纯的行政区划，帝国的地图绘制者画出的边界往往不够精确。当这些殖民地独立后，帝国地图上模糊的线条就成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相互矛盾而又粗心大意的历史记录很难回答在1928年的时候，哪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对该领土拥有可核实的主权要求，以及哪一个国家在独立后对该领土宣示过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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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1928年以后边界领土争端的唯一法律途径是促成争端国家之间达成协议。但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事实上，一些在非殖民化进程开启后出现的边界争端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例如，直到2012年，越南和柬埔寨才解决了边界争端，1954年，法国撤出该地区后，双方首次爆发争端。埃及和苏丹之间围绕比尔泰维勒的冲突仍在继续，争夺的是一块800平方英里的领土，自1956年英国撤出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声称对其拥有主权。那片领土仍然是一块“无主之地”——双方都声称拥有主权，但双方都不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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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策略的非殖民化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拙劣的主权交接。帝国主义大国常常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确认它们即将要让出的领土归属哪个新的主权国家——或者未能完全完成主权移交。这就好像你把房子卖给了不同的人，或者在完成交易文件之前就把钥匙交给了别人。当事后你高兴地开着搬家车离开时，身后留下了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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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臭名昭著的主权交接失败的例子也许是前英属巴勒斯坦。要追溯其主权链，我们需要从领土界线巩固之前的年代开始，即1928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一系列的阴谋诡计——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追溯——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英国正式控制巴勒斯坦是在1923年，当时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统治曾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范围的叙利亚南部地区。[2]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创建了两个临时保护国，对其托管都将于1948年5月14日到期。一个保护国是在巴勒斯坦，原因是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3]另一个保护国在外约旦，实行半自治统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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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尽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犹太人还是继续在巴勒斯坦定居。[5]随后，当地局势动荡起来，爆发了零星的暴力事件，其中有阿拉伯人发动暴乱反对犹太定居者，也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通过暴力——抵制英国政府限制犹太移民的政策。当恐怖的大屠杀事件被曝光后，英国反对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政策遭遇了大规模反抗。持不同政见的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对英国军队和官员发动了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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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新成立的联合国来解决。联合国制订了一项计划，把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由联合国控制。[6]但是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由声称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利益的邻国组成）谴责了该计划，使联合国解决冲突的努力陷入僵局。在托管授权到期的那天——1948年5月14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执委会主席、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执委会主席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单方面宣布“在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名为以色列国（State of Israel）”。[7]第二天，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8]过了一年，双方才达成停火协议。约旦获得了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在此期间，以色列寻求并获得了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当时，有相当多的国家拒绝承认其存在的权利。即使在今天，仍有3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拒绝承认以色列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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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冲突持续不断有许多原因，本书没有提供任何接近于充分解释它的东西。但该地区的冲突之所以如此顽固，至少有一个原因已经被证明，那就是英国在托管授权已经到期的情况下，没有对它所管辖的领土做出明确的规划。巴勒斯坦成了一个法律上的黑洞、一片主权链被中断的领土。由于殖民强国在整个20世纪初对冲突各方所做的自相矛盾的承诺，使得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2002年所言，“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是我眼下必须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我们过去殖民历史的后果……我们在私下里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保证与同时向以色列人做出的保证相互矛盾，这些保证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段有趣的历史，但并不完全是一段光荣的历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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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的主权交接的例子远不止以色列一个。在朝鲜，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但是日本没有能力制订应急计划来维持法律秩序。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的崩溃促使苏联和美国急急忙忙地确立对该地区的控制。为了防止战时盟国之间的冲突，美国和苏联匆忙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北纬38°线为界来划分两支占领军的管辖范围。朝鲜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条临时分界线两边的朝鲜人试图确立他们对整个半岛的主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越南，在那里，日本统治的突然终结留下了不确定性——接着是战争——在日本放弃控制后谁是合法的主权者。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并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印巴边境上的前克什米尔和查谟土邦（Princely State of Kashmir and Jammu）的主权归属问题引发了该地区的多次战争，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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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界秩序中，缺乏策略的非殖民化进程所造成的问题极难解决。除非安全理事会介入调停，否则不可能迫使冲突得到解决。争议领土的冲突只能通过双方达成协议来解决。因此，模糊的边界线和拙劣的主权交接是反对征服的规则有时被打破的主要原因，即使强权不再是公理。回顾一下，除了战后立即移交的领土外，在1929年至1948年，唯一被承认的且后来未被废止的领土转让类型是由模糊的边界线造成的边界争端，这些争端是沙特阿拉伯在1934年从也门夺取领土，巴拉圭在1935年从玻利维亚夺取边界领土，以及秘鲁在1942年从厄瓜多尔夺取有争议的边界领土。战后许多领土征服事件都是在拙劣的主权交接之后发生的，例如，1963年印尼接管西巴布亚岛和1975年越南统一。因此，当反对征服的规则被违反时，它几乎从来就不是对外国主权领土赤裸裸的侵略，而更多是新独立的国家试图填补那些未能明确主权链的帝国撤退后所留下的法律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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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主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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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强权不再是公理的世界里，主权分歧不可能得到解决。但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吗？毕竟，就财产所有权而言，有一些工具可以解决这类纠纷。一个人可以在购买房产时购买产权保险，以防将来发生纠纷。如果真的出现了纠纷，寻求确立所有权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判决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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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缘政治中没有“主权保险”之类的东西。一个国家无法从联合国购买保险，以防止自己的争议领土被占领。国际法确实有一些“裁决主权归属”的手段。国际法院——通常被称为“世界法院（World Court）”——成立于联合国成立之时，旨在解决国家间的法律争端，包括边界争端和其他主权争端。自成立以来，它已经裁定了14起边界争端案件，最近一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马六甲海峡三组岩石岛屿归属问题产生的边界争端。[11]相比于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显得更加非正式，它也曾解决过领土争端，不过这类案件的确切数量尚未公开。[12]然而，这两个法院都没有强制管辖权，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争端双方同意受其裁决约束的情况下审理领土争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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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国际法院所缺乏的解决主权争端的强制权力，并曾利用这一权力来“裁决主权归属”。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就托管了11个前殖民地。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确保了殖民地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继任者，避免了许多阻碍殖民地权力移交并引发武装冲突的问题。后来，11个被托管领土都成功地实现独立或自愿加入了一个国家。[13]安全理事会也曾介入一些领土争端。[14]例如，1999年，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了一个特派团，以解决东帝汶长期以来激烈的领土争端。[15]特派团就东帝汶独立进行了投票，东帝汶人民投票赞成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 Transitional Authority）监督了该地区向完全独立国家的转变过程。但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争端上，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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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解决领土争端的全面且强制性的机制，譬如一个世界最高法院，许多领土冲突只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决。比如，各国只承认一个或另一个主权声索者，并与它们承认的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在特别棘手的领土争端案例中，人们对于到底谁拥有主权没有形成共识。就好像有一半的邻居认为弗雷德是房子的合法主人，而另一半人认为鲍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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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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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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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9日午夜钟声敲响时，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在新首都朱巴，欢欣鼓舞的人群激情难抑，他们欢呼、歌唱、击鼓、按喇叭、燃放烟花。在庆祝人群上方的电子广告牌上闪现着新国家的国旗，上面写着“终于自由了”和“南苏丹共和国”。在第二天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这个国家新组建的军队列队走过贵宾看台，看台上的贵宾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我们是一个被外部世界认可的国家了，”一位狂欢者向记者解释道，“曾经，我们是二等公民，但现在我们终于自由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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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国家从流血冲突中诞生。1983年，苏丹爆发了非洲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战争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北部和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南部之间展开。2003年，达尔富尔战争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种族灭绝行动，这让西方世界大为震惊。2005年，苏丹国内的暴力行动终于有所缓和，但在那之前，这场历时22年的战争已经夺去了150万人的生命，并使3000多万人口中的400万人流离失所。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赋予南部地区自治权，在共享国家权力的政府中有代表权，并有权举行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中，99%的选民选择独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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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苏丹人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南苏丹已经成为现代失败国家的典型。南苏丹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结束后，主要存在于丁卡族（Dinka）和努尔族（Nuer）这两个最大的族群之间的种族分歧就升级为暴力冲突。[18]2012年1月，南苏丹政府因与苏丹在石油收入分配上存在争议而关闭了石油生产。由于该国除了军队和石油行业之外几乎没有谋生的机会，所以经济灾难性失衡，进而崩溃。[19]在萨尔瓦·基尔（Salva Kiir）总统解散内阁后，双方的敌对状态进一步恶化。[20]他的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Riek Machar）变成了叛军领袖。2011年，里克·马沙尔代表南苏丹参加了联合国接纳南苏丹的升旗仪式。在随后的战斗中，双方都犯下了可怕的战争罪行，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平民、大规模强奸和烧毁整个村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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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代表着新世界新秩序的黑暗面。尽管南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量，但它不必担心曾经统治该地区的强国的威胁，因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主权是其抵御外部暴力入侵的盾牌。然而，它新赢得的主权对于阻止内部暴力行为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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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正好相反，外部威胁的缺失暴露了内部局势的紧张。没有外部威胁意味着南苏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继续存在，尽管它还缺乏建立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有效的国家机构——警察、法院和军队。所谓的资源诅咒加剧了这种局势。这个国家有足够的能源储藏，仅靠出售石油就能自给自足。2012年，南苏丹98%的政府预算来自石油工业。[22]对于管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参与其中的。为控制南苏丹，南苏丹人唯一需要斗争的就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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