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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人数更多，约占总人口的80%，他们在岛上定居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近4000年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不到总人口的20%。虽然他们也是很久以前就来到塞浦路斯岛上，但相对希腊族而言要晚得多。1571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从那时起，他们定居在塞浦路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统治着希腊族塞浦路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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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在1960年给予塞浦路斯独立时，它在塞浦路斯人之间建立了一个微妙的分权安排：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授予了政治权威和宪法权利。为了实施这一妥协方案，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保证条约，允许在出现宪法危机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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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脆弱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74年，当时希腊军政府推翻了塞浦路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政府，并要求合并（enosis）——这个希腊词语的意思是与希腊实现政治统一。由于是自己精心策划了这场政变，所以希腊拒绝出面干预。英国也拒绝干预——失去了印度之后，英国不再需要塞浦路斯来保护它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在这种情况下，7月20日，土耳其根据保证条约以维护自己权利的名义入侵了塞浦路斯。到达成停火协议时，土耳其已经杀害了数千人，控制了塞浦路斯岛近40%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曾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所控制，并使大约16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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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蒂蒂娜·洛伊兹多（Titina Loizidou）的导游。[42]洛伊兹多决定组织游行之类的活动，宣传流离失所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困境。从1975年开始，她成为“妇女步行回家”（Women Walk Home）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该团体组织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妇女从塞浦路斯南部步行穿过“军事分界线”（“Green Line”）——联合国缓冲区——到达该岛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洛伊兹多率领外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游行示威，以此来表明土耳其入侵和占领的非正义性。如今，当年游行的视频被传到了社交媒体上，里面的内容就像游乐场游戏“男孩抓女孩”（boys catch girls）的超现实重现。视频中，几名土耳其士兵在追赶数百名挥舞着白旗的妇女，他们抓了几名妇女并将其制服，当她们挣扎着逃掉后，他们就困惑地四处寻找新的抓捕目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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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5月16日的最后一次游行中，洛伊兹多到达土耳其占领的北部，但被土耳其士兵挡住了，并被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警察赶回了南部。此时，她认为“步行回家运动”已经达不到效果。她准备走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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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兹多向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提出申诉，要求根据《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获得赔偿。《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保护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成员国8.2亿人口人权的条约。该公约第8条保证每个人“享有使其私人和家庭生活、家庭和通信得到尊重的权利”。[44]洛伊兹多申诉说，去年土耳其士兵对她的逮捕违反了尊重其家庭权利的规定。她的家在凯里尼亚的郊区，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渔村，位于彭塔克提洛斯山和塞浦路斯北部海岸之间。她解释说：“这是我家世代居住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方，对我来说，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记忆和意义。”[45]法院做出了支持她的裁决，并命令土耳其对洛伊兹多的财产损失以及“申请人多年来由于不能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支配其财产而必然经历的痛苦、无助和沮丧”[46]做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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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拒绝支付赔偿。然而，欧洲委员会拒不让步，它要求土耳其遵守法院的裁决。[47]土耳其决定遵守法院裁决。2003年12月2日，土耳其因侵犯了洛伊兹多的人权向欧洲委员会交付了134万美元（全部赔偿金额加上利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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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没有军队、民兵或警察。它没有发出这样的威胁，即除非土耳其服从裁决，否则就要入侵北塞浦路斯。那么，究竟是什么迫使一个主权国家在如此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呢？它为什么要冒险设立先例，不仅要为其他流离失所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索赔要求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赔偿，还让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几十年的宿怨中提出的索赔要求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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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驱逐，但与世贸组织使用的方式不同。欧洲人权法院不能允许塞浦路斯侵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财产权，以报复土耳其拒绝给予蒂蒂娜·洛伊兹多财产赔偿。但如果土耳其未能履行义务，法院可能会威胁剥夺其另一项利益。具体来说，如果土耳其未能履行因侵犯洛伊兹多的权利而提供赔偿的义务，法院可能就会承诺将它赶出欧洲委员会。它确实做到了：2003年11月12日，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决定，“如果土耳其再次未向申请人支付法院判定的公正赔偿，欧盟将对土耳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49]在土耳其态度软化的前一个星期，法院明确表示，这些措施包括真正的强制措施，从经济处罚到被排除在欧洲委员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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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开除出欧洲委员会，土耳其将颜面尽失。自欧洲委员会1949年成立以来，土耳其一直是该组织的成员。成员国身份是其民族自豪感和道德合法性的源泉。被开除出去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和财政影响。土耳其不仅会失去在欧洲委员会的投票权，还会失去进入欧盟的机会，无法享受零关税、流动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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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解决了一个困扰其他人权制度的问题，将遵守规定作为继续成为成员的条件。在这里，驱逐使一个领域——人权——的守法行为成为在另一个领域继续获得合作利益的条件：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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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胶是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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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三周前，1974年6月28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两名化学家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和弗兰克·罗兰（Frank Rowland）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平流层作为氯氟原子的污物槽：氯原子催化破坏臭氧》（Stratospheric Sink for Chlorofluoromethanes：Chlorine Atom-Catalysed Destruction of Ozone）。[50]他们声称，氯氟甲烷，包括氯氟烃（CFCs），作为气雾罐推进剂、制冷用的冷却剂以及制造发泡胶的成分，有可能破坏臭氧层。莫利纳和罗兰认为，让氯氟烃能被广泛应用的特性——它们的惰性——也对环境构成了威胁。由于氯氟烃在地球低层大气中保持稳定，它们最终会漂移到平流层，暴露在太阳辐射中。氯氟烃在那里降解并释放大量的游离氯。这些氯原子会破坏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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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份令人担忧的报告发表在一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沮丧之余，莫利纳和罗兰在9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随后，《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刊登了几篇文章，新闻界也开始关注这一事件。[51]这一报告内容甚至出现在美国电视情景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52]在1974年10月26日播出的那一集的一个场景中，迈克尔（Michael）向他的妻子格洛丽亚（Gloria）解释他为什么不想和她生孩子。他说，他太爱孩子了，不想把他们带到一个被污染的世界。当格洛丽亚说她确信人们会治理环境时，迈克尔回答说：“那喷雾罐呢？”看到格洛丽亚一头雾水，迈克尔走到他们家的梳妆台前，拿起她的发胶。“它，就是它，它一个杀手。”“哦，”格洛丽亚讽刺道，“所以，现在我的发胶是个杀手。”“你的发胶，我的除臭剂，所有的喷雾罐，都是杀手，”迈克尔惊恐地喊道，“我听说这些罐子里有气体，格洛丽亚，它们会飞到空中，破坏臭氧层。”在他解释完臭氧层是地球的保护罩，没有它地球上就不会有生命之后，格洛丽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你让我生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发胶交给你（销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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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纳-罗兰理论很可怕，但它只是一个理论。当时，没有证据表明氯氟烃确实在破坏臭氧层。直到10年后，英国南极调查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报告称，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证据才出现。[53]就像莫利纳和罗兰所预测的那样，氯氟烃正在吞噬臭氧层。格洛丽亚的发胶真是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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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国政府积极处理这一问题，但它们明白单边行动是徒劳的，即使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球协议也不会奏效。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从禁止排放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中获益，但每个国家都会希望自己除外，禁止所有其他国家排放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从而让本国获得更多利益。因此，一份要求逐步淘汰氯氟烃的条约即使能得到全世界的赞同，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欺骗。有些国家可能会宣布放弃使用廉价、有效的化学品，但会无视禁令，利用其他国家的牺牲，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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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消除氯氟烃的环境协定只有在具备可执行性的情况下才能成功。但在新世界秩序中，为执行法律而发动战争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驱逐是没有用的：为了应对欺骗而排放氯氟烃——除非你停止破坏臭氧层，否则我将开始破坏臭氧层——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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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际社会确实找到了拯救臭氧层的方法。氯氟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逐步淘汰，臭氧层的空洞已经停止扩大，甚至开始缩小。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54]像所有的俱乐部一样，这个俱乐部要求会员缴纳会费。一旦签字加入，它们就要承担两项义务。第一项义务是根据协议中列出的时间表逐步停止使用氯氟烃。氯氟烃逐步淘汰的速度足以使化学替代品得以开发和生产，但又足以防止臭氧层被最终破坏。第二项承诺是只向俱乐部的成员出售生产氯氟烃的原料。[55]这些贸易特权鼓励非成员加入俱乐部。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意味着不能从俱乐部成员手中买到原料。会员的利益和非会员的成本随着俱乐部的扩大而增加。由于贸易禁令，该俱乐部每加入一个成员，就意味着向非会员供应氯氟烃原料的供应商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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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巧妙的驱逐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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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驱逐都进行得那么顺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种驱逐变得无处不在：经济制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古巴对美国私人财产的没收、军政府接管缅甸、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每个事件都引发了多次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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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制裁只存在一个问题：它们经常收效甚微。在许多情况下，独裁者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和影响力来保护自己免受最坏的影响，即使他们的公民遭受了苦难。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美国士兵发现了一辆粉红色的法拉利特斯塔罗萨（Testarossa）、几辆保时捷911s、一辆法拉利F40、一辆宝马Z1和一辆兰博基尼LM002越野车，这些车曾属于萨达姆·侯赛因的长子乌代·侯赛因（Uday Hussei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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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遭受经济制裁的国家的普通公民——通常是让他们的领导人回归国际社会的预期受益者——发现，获取食物、水和药品变得更加困难。在伊拉克，为惩罚萨达姆·侯赛因而实施制裁后，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两倍多。根据1999年的一项分析，这些制裁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每年增加4万人。[57]通过豁免粮食和药品来解决这些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已经缓解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很少能得到完全解决。在经济因制裁而遭到破坏的国家，许多普通公民甚至无法负担这些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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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成为制裁无效的一个案例。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后，美国开始制裁伊朗。人质获释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取消了对他们的制裁，但在1984年，由伊朗资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在贝鲁特的一次袭击中杀害了241名美国军人后，里根又恢复了对他们的制裁。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58]但是到2005年，几十年的制裁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伊朗经济相对健康发展，前五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5%。[59]与此同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制裁阻止了伊朗人进行核研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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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有效制裁的第一步是加强国际合作。毕竟，如果只由一个国家来执行，驱逐不会很有效，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家也不行。参与的国家越多，制裁就越有效。伊朗问题的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加入了美国的制裁行动。它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并逐步实施严厉的制裁，以回应其持续的不妥协态度。[61]结果，伊朗不仅被美国和少数几个与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拒之门外，而且几乎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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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在驱逐技术上创新。美国财政部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负责实施制裁规定：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在过去20年里，OFAC开发了更具针对性且更有效的制裁工具。[62]最大的创新出现在2010年。当时，在OFAC的要求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案》（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Accountability，and Divestment Act），加强了美国对伊朗能源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制裁。[63]鉴于之前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伊朗公司，现在美国国会授权对世界上任何与伊朗中央银行交易的银行实施“二次制裁”。通过将它们列入黑名单，OFAC可以切断任何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业的通道。美国让世界各地银行不得不选择：你可以与美国做生意，也可以与伊朗做生意；但你不能同时与两者都做生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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