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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年，另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少年加入了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镇压之后，穆斯林兄弟会的许多领导人逃到了沙特阿拉伯。其中有几位成为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的教授。库特布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布（Mohammed Qutb）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本·拉登参加了穆罕默德·库特布大受欢迎的公开演讲，穆罕默德·库特布在演讲中为他兄弟的著作辩护，反对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库特布对暴力的呼吁一开始并没有说服本·拉登，但其思想将使他走上成为世界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的道路。本·拉登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和最亲密的朋友后来解释说：“我们试图理解伊斯兰教教我们如何饮食、与谁结婚、如何交谈。我们读赛义德·库特布。他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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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的主要学术贡献——他的思想如此有影响力并使伊斯兰激进分子与西方发生冲突——在于他所坚持的与格劳秀斯相反的理论路径。格劳秀斯是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之父，这是一种将主权归于个人的理论。而国家的主权则是通过社会契约将个人意志集中在一起而产生的。格劳秀斯（以及之后的许多西方思想经典）甚至宣称，个人的主权是终极的，即不是来自上帝。在《战争与和平法》充满了无畏精神的“假设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篇章中，格劳秀斯声称，即使没有上帝，人类仍然拥有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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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特布的世界观中，这种断言是对神明的亵渎，因为它把一种只有神才拥有的属性，即主权，归于个人。因此，自由主义是蒙昧的本质：它明确地与“萨哈达”相悖，根据库特布的说法，“萨哈达”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人们“不应该自己决定任何事情”，而应该只听从真主的命令，因为只有“真主才是真正的主权者”。[58]因此，自由主义也是多神论的范式，因为它把神圣的地位赋予每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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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与格劳秀斯构成了一对镜像。格劳秀斯试图将战争的权利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建立在个人使用武力保护生命和财产的自然权利之上。库特布把消灭蒙昧的义务作为战争的权利，甚至义务的基础。鉴于此，格劳秀斯认为可以为了自由权利而战，库特布则认为必须与自由权利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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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库特布处于强敌环伺之中。蒙昧的领域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世俗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不平等和性滥交，也不仅仅是纳赛尔和他的追随者，像托拉监狱那些管理着刑讯室的野蛮人。它包括所有世俗的阿拉伯政府，包括埃及、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府，它还包括乌理玛（ulema）——声称代表伊斯兰教但支持人类统领地位的神职人员，它包括任何阻碍建立“伊斯兰国”的人。整个世界都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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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蒙昧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残酷的斗争。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斗争，因为蒙昧不可能仅靠言语就能被击败。[59]敌人永远不会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不可能接受敌人。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战争是一种“永恒的状态，因为真理和谎言不能共存于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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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特布看来，那些认为战争不是关于思想的而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人蠢不可及：“这群思想家，他们是当今一代穆斯林可悲状态的产物……他们在失败中放下了精神和理性的武器。”[61]库特布警告说，更糟糕的是，基督教试图“歪曲历史，称十字军东征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此欺骗我们”。[62]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欧洲战争、拿破仑入侵埃及、《赛克斯-皮科协定》、以色列国的建立、对阿拉伯专制政权的支持——在西方看来，这些事件不过是强权政治的家常便饭，是强者支配弱者的一种可悲的但完全是惯常的倾向。但是根据库特布的说法，这种“承认”是一个谎言。十字军东征从来就不是为了攫取权力或控制领土。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战争一直是一场观念之战——在那些承认只有真主拥有主权的人和那些把主权归于人类的人之间展开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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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的“圣战”不是民族主义的。他认为，由于中东的历史被看作外国控制的遗产，这误导了阿拉伯人，使他们认为解决办法必须是实现地方控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对付帝国主义的手段是民族主义——纳赛尔必须取代丘吉尔。但这是一个陷阱。由人——不论何人——统治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之道。战胜蒙昧不能通过采用阿拉伯世界的蒙昧形式来实现。东方的蒙昧并不比西方的好。在库特布的救世主观点中，只有出现一个全球性的伊斯兰国家才能战胜蒙昧。“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信仰，这里的祖国是伊斯兰教地区（Dar-ul-Islam），这里的统治者是真主，这里的宪法是《古兰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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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伊斯兰国”来说，《赛克斯-皮科协定》是一个如此强大的象征，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不是协议本身，它也从未生效；它并非——至少不是唯一的——象征着西方的背叛，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后一个哈里发国的崩溃。该协议代表着更糟糕的东西：现代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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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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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初，“基地”组织切断了与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的联系，主要原因是该分支组织采取针对穆斯林同胞的恐怖主义政策。该组织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阿拉伯语为“ad Dawlab al-Isāmiyab fī ‘l-Irāq wa-sb-Sbām’”，字面意思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沙姆”（Al-Sham）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指代叙利亚的术语，因为从西方面朝麦加的时候，叙利亚是在左边（同样，从西方面朝麦加时，右边的国家是也门，也门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右翼”）。直到这次分裂之后，许多美国人才意识到这个组织的存在，部分原因是2014年夏天美国和英国记者遭到该组织残忍杀害，以及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控制的领土急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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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斋月第一天，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原名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巴德里（Ibrahim Awwad Ibrahim al-Badri）］首次以自封的“伊斯兰国”哈里发的身份亮相。巴格达迪于2004年在费卢杰被捕，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在那里，发生了可怕的虐囚事件，该事件后来被人以令人震惊的照片揭露了出来——然后他被转移到布卡营地。在那里，他可能在获释前会见了“伊斯兰国”未来的其他领导人。[64]巴格达迪出现在摩苏尔的大清真寺进行布道，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以模仿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做法。事实上，这个被拍成视频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场景，接近于行为艺术。巴格达迪身穿黑衣，头戴黑巾，缓缓登上讲坛台阶。他坐在台阶的顶端，祈祷的钟声响起，他拿出一把古老的木制牙刷（miswak），在牙齿上磨了几下。[65]然后他站起来演讲。“如果不执行安拉的教法，不向他吁求，不采用伊斯兰律令……崇高的、真主的宗教就不会得到执行。这只能通过武力和权力来实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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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巴格达迪发布了一条斋月消息，旨在招募新的追随者。库特布的世界观贯穿这条消息始终。巴格达迪解释说，哈里发政权倒台后，伊斯兰国家不复存在：“伊斯兰教的非信仰者削弱和羞辱穆斯林，在各地控制他们，掠夺他们的财富和资源，剥夺他们的权利。”他宣称，“他们通过攻击和占领他们的土地，安置奸诈的代理人掌权以便用铁腕统治穆斯林，并散布令人眼花缭乱的欺骗性口号，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世俗主义、阿拉伯复兴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其他虚假的口号”来达到这一目的。穆斯林屈从于这些“东方和西方人为的规避（多神论）的法则，作为一个追随者卑鄙且可耻地生活着，没有意愿和荣誉地重复这些口号，或者生活在被迫害、被攻击和被驱逐的状态，最后在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的情况下被杀害、监禁或遭受可怕的折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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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的最后，巴格达迪呼吁所有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一个由信仰而非种族或国籍定义的国家：“各地的穆斯林啊……你们有一个国家和哈里发，他将把你们的尊严、力量、权利和领导权还给你们。在这个国度里，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白人和黑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是兄弟。”他告诫道：“穆斯林，快点向你们的国家进发吧。”“快点，因为叙利亚不属于叙利亚人，伊拉克也不属于伊拉克人。实际上，世界属于真主……‘伊斯兰国’是所有穆斯林的国家。这片土地属于穆斯林，属于全体穆斯林。”[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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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迪的号召效果很明显。“伊斯兰国”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战士。[69]它已经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以及利比亚和埃及西奈半岛的部分地区[70]，还收到了来自菲律宾、印度、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埃及、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突尼斯、尼日利亚、马里、突尼斯和也门等国各类组织的效忠誓言。[71]它准许实施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土著基督徒、雅兹迪人、德鲁兹教派以及其他群体的暴力活动，犯下了难以估量的暴行和战争罪行。它奴役了这些少数族群的一些成员——很多情况下，为其提供的是最为残酷的条件。但是，针对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群的暴力活动并没有停止。它甚至把暴力攻击对象范围扩大到逊尼派穆斯林——那些不赞同领袖巴格达迪所宣扬的特定伊斯兰教义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那些与美欧合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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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不仅仅是在寻求对阿拉伯世界被统治和被羞辱历史的报复，它的目的不仅仅是结束西方对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干涉，它也不仅仅是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神权政府。“伊斯兰国”的目标更独特、更激进。它致力于改变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质。“伊斯兰国”不仅拒绝《非战公约》发起的对战争的禁止，而且恰恰接受了完全相反的立场：（国家具有）发动侵略战争的义务。它不仅拒绝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而且拒绝承认主权国家和目前存在的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因为现存国际体系承认多个主权国家存在，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决权和保护自己不受军事攻击和征服的权利。然而，“伊斯兰国”不接受存在不止一个主权国家的可能性。它的信徒相信，只有创造了《古兰经》、伊斯兰教教规（Sunna）和圣训（Hadith）所揭示的规则的真主，才能真正强制人们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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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开篇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终结》的视频中，巴斯克斯举起右手食指，这个手势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些人习惯称之为“相当于帮派标志的‘圣战’标志”。从表面上看，这个手势暗示了“一神论”（tawhid）的概念，或者神的“一体性”（oneness）。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神论。它代表着“伊斯兰国”对除了真主之外的任何合法权威来源的拒绝——不仅包括每个西方国家政府，还包括每个现代国家政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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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对现代国家思想的团体称自己为国家，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在库特布的话中找到答案：“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组织一场解放人类的运动。”“其他社会，”库特布写道，“不给它任何机会按照它自己的方法组织它的追随者，因此伊斯兰教有责任消灭所有这些体系，因为它们是实现普遍自由道路上的障碍。”[73]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穆斯林才能按照真主的旨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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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是库特布愿景的体现：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正努力控制领土，并通过武装力量重建哈里发领导下的伊斯兰统治。此外，当它建立起统治时，它的行为就像一个国家。“伊斯兰国”已经基于黄金和白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它声称这种货币“与强加给穆斯林的残暴的货币体系相去甚远，而正是这种货币体系造成了穆斯林的奴役和贫困，并浪费了乌玛（Ummah）的财富”。[74]它设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颁发诸如婚姻合同和出生证明等法律文件，解决私人争端，并决定刑事处罚。它提供治安和保护，管理城市服务，收税和征兵。[75]尽管巴格达迪作为哈里发可以监督国家日常运行，但他和他的党羽相信，最终的政治权威不是来自人民，而是完全来自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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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是目前持有这种政治神学观点最成功的组织，它远非孤军奋战。从“伊斯兰国”分裂出来的“基地”组织也渴望重建七世纪的哈里发国。1994年，奥萨马·本·拉登宣布，“基地”组织将收回“被窃取的每块伊斯兰土地，包括从巴勒斯坦到安达卢斯以及其他因为统治者的背叛和穆斯林的软弱而失去的土地”。[76]“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的主要分歧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时机和手段。本·拉登警告称，在没有与其他“圣战”组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在没有保持（对所获领土的）牢固控制之前，不要过早地宣布建立哈里发国。[77]随着“伊斯兰国”失去对领土的控制，巴格达迪似乎应该要听从本·拉登的警告。但是，即使“伊斯兰国”最终被击败，它清除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坚定承诺仍将深深扎根于其他受库特布世界观影响的组织当中，这些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塔利班和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消灭成千上万的“圣战”分子并不足以挫败激发他们参加运动的政治理念。其他从“伊斯兰国”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组织会直接试图填补其撤退留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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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赢得一场关乎世界秩序未来的战争，我们不仅要用强大的武器，还要有强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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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gus McNeice，“Police Launch Investigation into Chilean-Norwegian Jihadist in Syria，” Santiago Times，July 3，2014. 据信，巴斯克斯于2015年初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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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ya-t Media Center，“The End of Sykes-Picot，” June 29，2014，https：//archive. org/details/sykespico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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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终结》”并不是“伊斯兰国”唯一一个关注1916年协议的宣传片。事实上，公平地说，“伊斯兰国”对这项协议非常纠结。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终结》一道发布的有阿拉伯语版《打破边界》（“Kaser al-Hudud”）、一场名为“粉碎赛克斯-皮科边界”摄影活动以及一个推特主题标签“赛克斯皮科终结了”（#SykesPicot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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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mes C.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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