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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仅要注意这些情景中的不同解决方式，也要关注不同的危机管理战略。你的父母简单地命令你让着妹妹，这是他们在动用自己的权威。你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这属于一种统治权。他们建议遵循轮流规范，是运用公平原则和倡导一种规范。你父亲告诉你电视剧是在重播，是通过提供相关新信息来改变你的偏好，从而运用软权力。你的母亲提出给你们买冰激凌，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行使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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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平地管理冲突，需要相互合作。词典对“合作”（cooperation）的解释是”一起工作或行动”。合作通常并非自然发生，它常常需要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来安排或促成。比方说，在1945年硫磺岛战役中把美国国旗插到折钵山顶端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被乔伊·罗森塔尔（Joe Rosehthal）完美地摄入照相机镜头，这张照片给本书北美版的封面增色不少。毫无疑问，当时在场的军官并没有告诉其属下应该怎么做。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更愿意做其他事情。假如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他们通常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偏好（除非是在具有强大的遵从他人规范的社会中）。假如是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旗子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插到山上。和谐（harmony）是指一种大多数人偏好相同、皆大欢喜的情势。和谐是很好的事情，大多数人至少也在某个时刻、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验过和谐。然而，我们常常注意不到和谐，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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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解决方法或者冲突管理战略不是随时都有，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果。它取决于所涉及的”物品”（good）之性质。经济学家把物品分成如下4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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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他人将其占有。同时，也存在着对私人物品的争夺。假如你有一件私人物品，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不能得到它。你的汽车是你的私人物品。如果你手里有车钥匙（以及有效的防盗装置），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人把车开走，你在开车的时候，别人就无法开走你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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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没有办法阻止他人消费这些公共物品，你消费某些公共物品，这并不能减少其他人对这些公共物品的消费。新鲜空气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你显然无法阻止别人呼吸空气，你呼吸了空气，这并不能影响其他人也呼吸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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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包括诸如卫星电视信号之类的东西。卫星电视信号与传统的电台信号有所不同，前者是加密的，你如果没有用于解码信号的机顶盒，就不能观看电视节目。但是，拥有解码器的人则可以观看卫星电视节目。你对信号进行解码，并不影响别人也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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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物品”（common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包括诸如野生鱼类以及游戏之类的东西。你不能阻止别人钓鱼，但如果你钓到一条鱼，别人就不能再得到这条鱼。假如你钓鱼纯粹是为了好玩，并且把钓到的鱼扔回到水里，那么你就把一条特定的鱼变成了一件共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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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物品会对合作造成不同的问题。例如，有关公共物品的一个经典的合作问题就是供给不足：由于所有人都可以从一个公共物品中获益，因此没有人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承担提供该物品的费用。比方说，道路就是一种公共物品。虽然大多数司机原则上愿意分担修筑和养护道路的费用，但是也总有一些人想”搭便车”。研究表明，假如修筑和养护道路的预算费用全部来自捐赠，那么这样得到的钱是绝对不够用的，因此政府必须征税或者收取过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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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共有物品的一个经典的合作问题被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北大西洋鳕鱼捕捞业在20世纪90年代陷于破产境地，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每条拖网渔船的船长都具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尽可能多地捕捞鳕鱼，其结果是，船队捕捞鳕鱼的速度比鳕鱼再生的速度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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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实现合作，也需要决定如何分配与保障私人物品与俱乐部物品的使用。只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法律和经济体系中，你的汽车才真正属于你，因为该体系提供了金融、执照、登记以及执法（旨在保护你的所有权）等服务。需要有人为卫星电视的使用而分配电磁波频谱，以避免其他人使用相同的频率发射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台信号也是如此。电台信号可能属于公共物品，但电台频率并非如此，后者是私人物品。你可以阻止他人使用同一个频率，如果一个人使用一个特定频率进行广播，那么其他人是不能同时使用该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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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合作对于确保人们从任何一种物品中获益是至关重要的。前面提到的例子表明，很多解决合作问题的有效方式都包含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比如父母、团体以及俱乐部）所制定和执行的规则与规范。事实上，各国政府有时利用自己的权力确保物品不得随意流动。比方说，MP3音乐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公共物品：由于网络文件共享，防止别人获得这些文件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个人在网上下载MP3文件，并不会影响其他人下载。然而，假如音乐作品属于真正的公共物品，那么表演者和作曲家将由于”免费搭车”问题而无法靠音乐谋生计。因此，政府通过制定针对文件共享的法规，以及惩罚那些非法共享文件的人，以此来努力保护知识产权。在2009年夏天，一位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因为下载和分享绿日乐队（Green Day）和涅槃乐队（Nirvana）的音乐作品，而被罚款67.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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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国际政治中没有高于国家的权威，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大量的解决国际合作问题的机制。它虽然并不能使国际合作无法实现，但是造成国际合作复杂化。绿日乐队和涅槃乐队可以让美国政府去惩罚那些非法分享音乐作品的美国人，但是美国政府无法逮捕、审判和惩罚那些用家用电脑下载音乐文件的上海人。美国官员只能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这么做，尽管它必须考虑拒绝这么做所导致的国际贸易互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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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虽然国际合作一般来说比国内合作更为困难，但是绝大多数国际冲突也都是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的。只有相对较少的国际冲突升级为暴力事件。当解决冲突的努力失败之后，大多数的结果是陷入僵局或者继续采取措施寻找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在冷战时期，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冷战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了解到的，至少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很高水平的毁灭能力这一背景看问题，冷战时期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很少的。大多数冷战时期的暴力事件都发生在所谓的边缘地带，而且涉及冷战的”代理人”（苏联或美国所支持的附庸政权、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民兵或者各种非正规军队）。虽然存在着很多没能得到解决的东西方冲突，但是其中大部分冲突只是陷于僵局，并且通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协定，包括正式的协定（比如军备控制协定）和非正式协议（各种的”安全规制”），而逐步得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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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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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是世界政治中管理冲突与促进合作的两个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已经在论述过程中多次涉及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但是在这里需要更详尽地对它们加以分析，因为许多人欢呼冷战的结束终于提供了一个实现威尔逊理想的机会，即缔造一个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实施更加有效和可靠管理的世界。可能有人认为，新威尔逊主义者期待出现建构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化与创建规范的过程，以此克服自由主义理想所面临的现实主义障碍。可以说，当今世界之所以更有秩序，就是因为在国际治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和平解决冲突规范的增多与深化。然而，持最乐观态度的新威尔逊主义者对此还很不满足，今天的世界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和平、稳定与安全。与此同时，那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悲观主义者曾经自信地预言，永恒的现实主义逻辑必将导致某种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敌对的轴心，这会阻碍任何形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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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理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同国内法和国内政府相类比。但是，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内政府，国际法也不同于国内法。国际组织并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其原因有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际组织章程都规定要保护成员国的主权。联合国由于其成员国几乎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以及它具有广泛的授权以及议程，是最接近世界政府的组织，但是《联合国宪章》第2章第7条还是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换句话说，国际组织并不想取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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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弱点。世界上有一个国际司法机关，即国际法院，它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由联合国选举产生，任期9年。但是，国际法院并不是世界的最高法院。各国可能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不接受它的判决。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法院判定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行为是非法的，但是里根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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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联合国大会比作美国的国会，那么前者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立法机构。它遵循的原则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这个原则既不体现民主，也不反映世界上的权力关系。民主的基础是一个人拥有一个投票权。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位于南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一样，都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前者人口只有10万，而后者人口却有13亿。这就是说，一个马尔代夫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投票权力是一个中国人的3000倍，这显然同立法机构的民主标准不相吻合。同样地，它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权力关系，因为马尔代夫群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权力与美国、印度或者中国相同。联合国大会的这种奇特性，使得国家不愿意让该组织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因此，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只是决议，而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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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能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相当于萌芽中的世界总统。然而，这同样也会让人产生误解。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是一个很弱小的行政官员，更像一个秘书（secretary），而不太像一个将军（general）。如果说秘书长有权力的话，那么他更像教皇拥有软权力，而不像一个总统那样同时拥有硬权力与软权力。我们如果试图通过与国内政府进行类比的方法来理解国际组织，那么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它们最好被看作是国家间进行协调与合作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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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国内法。国内法是立法机关和惯例的产物，有时被称为”习惯法”（common law）。国内法包括法律执行、由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你可以自己去法庭和提出诉讼）和立法机构按程序修改法律等规定。国际公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同国内法相类似，因为它也是由条约和惯例所构成的，条约是国家间的协定，惯例是国家普遍接受的行为习惯。但是，国际法在执行和裁决方面，和国内法区别很大。在执行方面，没有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确保一个国家服从法院的决定。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国际法有时是由大国来执行的。比如，在海洋法方面，曾经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国家拥有3海里的海洋管辖权。乌拉圭在19世纪提出要扩大领海的范围，以保护其沿海捕鱼业，而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则把炮舰开到离乌拉圭沿岸3海里的海域，以此做出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当利比亚企图把锡德拉湾当作本国领海的时候，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权国家把第六舰队派遣到该海域。你或许会问：“如果英国或美国违反了国际法，那么由谁来执行制裁英国或美国的法律呢？“答案在于，在自助的体系中执行国际法只是一种单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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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法中，是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但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是一个例外情况）。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世界上几十亿人口中的某个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惟独国家才享有提出裁决请求的权利。不仅如此，除非国家自己不愿意处理某个国际争端，或者认为自己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否则它是不会把该争端移交给国际法院的。所以，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比较少。国际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波斯尼亚及卢旺达冲突的战争罪犯，而且一大批国家在2002年同意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那些国家政府无法审判的、犯有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的人。但是一些重要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因为它们认为该条约侵害了本国主权。此外，即使国家同意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它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解释习惯规则的难题。让我们以征用原则为例来加以说明。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规则是，国家可以对其领土上的一家外国公司实施国有化，但必须给予该公司相应的补偿。然而，到底由谁来确定什么样的补偿是合理的呢？许多不发达国家认为少量的补偿就足够了，而富国则通常要求较多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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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是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而且，它们不具有约束力。只有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所做出的决定，才是每个成员国在法律上必须接受的。《联合国宪章》第7章是关于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以及侵略行为的规定。如果安理会（而不是联合国大会）认定存在一个侵略或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行为，并且要求对此行为进行制裁，那么成员国必须采取制裁措施。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在2001年遭受跨国恐怖袭击之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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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规的产生过程有时是这样的：先由大型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讨论和起草条约，然后各国政府签署这个条约。这类会议通常规模庞大，而且效率不高。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海洋法会议，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旨在制定有关12海里领海、200海里渔业专属经济区以及洋底矿藏属于人类共有遗产等规则。其中的麻烦在于，有的国家只同意条约文本的部分内容，这就使得相关的国际法规不甚明确。尽管如此，在1995年，美国为了抵制中国可能对南沙群岛一带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还是求助于国际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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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分散性质（fragmented nature）。国际政治中的共同体观念是很弱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太愿意出于履行义务或者服从权威的考虑，而遵守规则或者约束自己。由于世界上缺少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武力垄断权的全球性行政机构，主权国家处于以自助、武力和生存为特征的环境之中。当生存问题出现以后，法律通常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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