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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因此它在将来也不一定继续存在下去。从修昔底德生活的时期至今，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分散的单位和国家体系，但作为国际政治主要基础的大的领土国家则是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仍然具有封建战争的某些特征，因此它既是最后一场封建主义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领土国家的战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的领土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性组织（dominant institution）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一些未来学家预言，领土国家将会消亡。他们所主张的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可以克服无政府困境的结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提出过五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备选方案，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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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 联邦主义是欧洲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它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国际联邦，来解决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国家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接受某种程度的中央政府。联邦主义者经常用北美13个殖民地在18世纪组成联邦的事实来论证这个观点。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不乏一些较小单位组成一个较大单位的事例。然而，联邦主义并没有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构想。和平不是人们所崇尚的唯一的东西。人们也追求正义、福利和自主权，而且他们不相信世界政府能够保护自己。此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联邦主义会起作用，成为消除战争现象的药方。即使无政府国家体系是战争的部分根源，消灭独立的国家也不一定会使战争消亡。实际上，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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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由于联邦主义存在着缺陷，所以有人提出了国际功能主义的思想。功能主义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它认为，如果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得以建立并且真正具有处理全球问题的决策权，那么国家将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互争吵，战争因而可以得到消除。主权的意义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国家的外壳形式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国家间相互敌视的内容已经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功能主义思想促使联合国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功能主义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即使是在真正的国际制度较弱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跨国行为体，比如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经常出面推动和协调某个特定问题领域内冲突的解决。因此，功能主义精神依然还很有活力和用处，是当今世界中很多国际合作行为的推动力。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功能主义也没有被证明是一种充分可行的世界秩序构想，因为大多数国家不愿意看到相互依赖程度太高，避免自己极易受到别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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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义（Regionalism） 地区一体化思想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计划委员会主席让·莫内（Jean Monnet）认为，地区层次上的功能路径（functional approach）可能把德国和法国拴在一起，从而防止再次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际冲突。1950年，欧洲根据舒曼计划，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实现煤钢产业一体化。1957年以后，《罗马条约》建立起了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并且逐步实施共同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在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借鉴欧洲地区主义的经验，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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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分别在1965年和20世纪80年代，对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以限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欧洲国家在应该把多少主权让渡给地区性政府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欧洲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2002年开始在某些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流通了。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新的欧洲宪法草案，使欧盟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努力受挫了。但即便迈向联邦的步伐有所放慢，以及欧盟在吸收东欧国家为成员国过程中面对着一些组织和制度上的问题，今天的欧洲同我们所分析过的早期的欧洲相比，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迈进了。欧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正在进行和充满活力的试验。随着欧盟成员国继续努力通过谈判来建设一个处理从农业到共同防务力量诸多问题的多边制度网络，一个独具特色的欧洲认同已经形成。虽然成员国之间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民意调査表明，许多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既是欧洲人，也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西班牙人。这同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该理论强调观念和文化在建构政治认同和信念中的作用。欧盟成员国之所以选择增强它们之间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就是因为它们相信，权衡成本和收益，合作是一种比保持国家完全独立更好的选择。在今日欧洲，可能大家并不都在一条船上，但是所有的船只都以各种方式被拴在一起，这种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比如，在很多领域欧盟法律已经代替了成员国法律。欧盟代表着一种新型国际政治，但它只是一个地区的新型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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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Ecologism） 在20世纪70年代，生态主义代表着一种希望建立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之新思路。理查德·福尔克在其著作《面临威胁的星球》中指出，有两种东西将构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一是跨国的、非领土的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二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福尔克声称，结果会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大众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以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仅会增强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力量，而且会导致建立解决世界资源日益减少问题的新规制。其最终结果是建立起有关和平、正义和生态平衡的国际规范，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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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加深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全球资源供给向题变得更加严峻，而且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属于人类共有物品的海洋、大气层受到进一步的危害。在20世纪，政府签署了170多个环境条约，涉及渔业、酸雨、臭氧层被破坏、保护面临威胁的物种、南极以及海洋污染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条约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会议以后被签署的。联合国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会议，分别于1992年、1997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在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丹麦、墨西哥和南非召开。环境问题也催生了很多从事跨国游说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公民以及政治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关注环境恶化与保护问题。然而，福尔克夸大了资源稀缺问题的严重性，而过低估计了新技术弥补资源稀缺的能力，而且在很多国家，对环境的关注，同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相比，只占据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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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一些信息时代的组织理论家，如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以及海蒂·托夫勒等人宣称，信息革命正在消除等级现象，并且用网络组织取而代之。他们预言，20世纪那种权力集中化的官僚政府在21世纪将成为权力分散化的组织，更多的政府职能将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行使。互联网专家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还指出，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权力分散化的组织和虚拟共同体，将超越领土管辖权，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虽然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失去其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人们将根据多种的、自愿的协议而生活，通过点击鼠标，加入或脱离某个共同体。这种相互交叉的共同体和新的治理模式，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确立主导地位以前的封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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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但是有关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并没有告诉我们，虚拟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怎样处理暴力和安全问题。另外，正如我们在上面一章中所看到的，新的信息技术既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也可以被用于善良的目的。今天的恐怖主义者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招募新成员获取武器制造技术、转移资金和扩大自己的网络。远方的黑客可以不用跨越国界，就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民众可能需要更强大的，而不是更弱小的国家政府来保护自己。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几个世纪以前所说过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危险的，但是与此相比，另外一种无政府状态，即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受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则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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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与上述五种模式相反，主权国家还没有过时。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人，往往使用简单的类比。他们说，今天的民族国家会被迅速飞过边界的火箭所穿透，以及为传播快捷的电子信息所渗透。如同火药和步兵穿透和摧毁了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核导弹和互联网已经使得主权国家过时了。然而，人们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政治制度得到如下三种东西：生命安全、经济福利、共同体认同。国际进程的变革正在慢慢地改变着这些价值所处的地位，但主权国家至今依然是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这三样东西的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缺少保障人们安全的军队，也不具备作为共同体认同焦点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前阶段，民主只是在主权国家之内得以苗壮成长。虚拟共同体仍然比地缘共同体弱小得多。因此，尽管人们一直努力提出新的构想，但领土国家依然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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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世界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世界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对快速的变革坚定地采取了族群的、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反应态度。正如第七章所论述的，全球化会同时导致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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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手段正在改变世界。外交行动以实况直播的方式进行着。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和布什都通过观看CNN，来获取最新消息。在阿富汗发生激战的时候，本·拉登和乔治·W.布什都在看CNN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在伊拉克战争中，电视记者与军队同行，为世界观众直播战事。人们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就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到地球上遥远地方的人权问题和民众的苦难。那些生活在穷国、每天生活费只有1美元的人，正变得越来越了解那些一年就挣上百万美元的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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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政治一体化。大多数通过半岛电视台观看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况的人，和那些看CNN的人有着不同观点。同样地，尽管互联网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人们获取的信息类型以及信息的来源往往是不一样的。互联网、有线电视以及卫星电视，鼓励信息向特别的人群进行”窄播”，而不是像电视网络那样向普通百姓”广播”。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指出，现代的通讯手段正在导致一个”地球村”的出现。但是，有关地球村的比喻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全球政治认同的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民族、宗教和族群认同的力量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小。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球村，而是在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相互之间更加了解的村落。在这些村落中，既存在着地方观念，又存在着共同体观念。这种一体化和解体化同时发生的过程，已经导致在冷战结束后产生两种十分流行和过于简单化的有关未来世界政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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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或者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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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他并不是论述历史真的终结了，而是声称随着共产主义的解体，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形态演变（ideological evolution）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政体（human government）的终极形式”。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导致了国际冲突，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破坏传统生活方式这一现象的反应。工业化迫使人们走出了自己的村落或小社区，并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动员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资本主义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方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冷战的结束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山是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不仅如此，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和德国或者美国和日本，不再认为今后相互之间会发生战争，也不去准备这样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复合式相互依存关系，在当今世界构建起了一个大的民主和平群岛，这同康德的自由主义预言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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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的现象，而是出现了可以称为历史的”回归”的现象。历史的回归意味着，现在的国际环境比较正常，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本身并不足以在国际政治中导致较大规模的冲突。自由资本主义有很多竞争对手，尽管它们是很分散的。中国和俄罗斯利用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但它们既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规范和惯例。我们有时对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不加以区别，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反对和抵制世俗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以后主要面对着族群、宗教和民族地方自治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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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一种与福山不同的、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亨廷顿声称，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因素，文化之间的大分野将主导着未来的冲突。亨廷顿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把世界分为八大”文明”（西方和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他预言这些文明之间将会发生冲突。一些现实主义者利用均势理论预言德国同它的邻国会再次发生冲突，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和平将传遍全世界。亨廷顿和他们不同，他强调文化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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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通过借用汤因比那种很随意地把文明加以分类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文化不是同质的或静止的，而是重叠的和变化的。更多的冲突发生在亨廷顿所描述的那些大的”文明”内部（比如非洲内部或者伊斯兰世界内部），而不是发生在这些文明之间。一些观察家指出，本·拉登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号召对西方发动伊斯兰圣战的事实表明，亨廷顿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伊斯兰世界发生了激进主义者和主流穆斯林之间的内战。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同基督教和犹太教温和派人士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前者和本·拉登之间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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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和亨廷顿两人试图把冷战后的世界归纳为一种单一、简单的模式，因而使得他们的观点有缺陷。一种型号的鞋不可能适合所有人的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多种文明，而且还有经济现代化水平很不相同的各类国家。福山有关自由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民主和平的观点，同后工业化世界的情形相吻合。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强调，比较符合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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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当认同受到伴随现代化和全球化而来的重大社会变革的挑战时，族群和文化冲突就会产生。族群特征无疑是一种很强大的纽带，但国家认同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中东所看到的，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行为基础主要是传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泛阿拉伯主义或者穆斯林的认同。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当下的确正在同伊斯兰激进主义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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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国家处于上风的时候，民族主义力量也有强弱的不同。比较东欧和西欧的情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被压制了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许多这类的冲突开始激化。例如，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争斗开始爆发，并且在南斯拉夫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在整个前苏联地区，存在着很多跨越国界的族群群体，今后它可能导致更多的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冷战后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反，国家内部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原先相互间激烈争斗的国家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联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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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主要的原因可以用自由主义理论来加以解释。当人们生活变好以后，相互间的敌视可能会有所缓解。其中部分答案可能同民主有关，因为当人们有机会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之后，情绪化的东西可能会得到较好的管控。一些西方敌对思想就是通过民主的进程而被消除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国内的辩论，导致修改教科书和重新认识德国的历史。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地区制度的作用，这些制度把西欧人纳入一个更大的、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框架之中。幸运的是，许多东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的意愿，对于使得本国领导人和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温和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的软权力的确有助于促进东欧经济和政治重大变革，这种快速的变革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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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西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许多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认冋被完全埋没在欧洲认冋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对对方心存某些疑虑。法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牵制德国。不仅如此，许多西欧人担心外来移民损害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害怕北非人和东欧人移居西欧。有专家指出，“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证明，欧洲国家公民和领导人未能妥善解决欧洲大量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难。发生在法国的骚乱也表明，许多从北非来的移民未能成功融入法国的经济与社会中。与此同时，西欧的右翼政党煽动仇外情绪，这也提醒我们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正如2011年7月发生在挪威的悲惨事件所表明的，憎恶外国人的人，也会成为他们自己所痛恨的团体中的最极端成员，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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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生率下降以及边界控制放松，欧洲不可能阻止来自地中海一带贫穷邻国的移民。如何解决好维护欧洲的认同与让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欧洲正面临的挑战。世界上其他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也将越来越要面对同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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