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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格陵兰正在融化的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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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可能导致潜在经济、环境和生命巨大代价的跨国性问题。但是，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否也属于一种跨国性威胁呢？假如我们把安全理解为保护至关重要的利益，那么气候变化对安全会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如果马尔代夫群岛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了，那么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影响就如同核炸弹一样，而且甚至对美国来说，气候变化给佛罗里达、切萨皮克和旧金山湾区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与遭受核打击差不多。这种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尽管不像恐怖主义和网络战那样源于邪恶动机，但也促使我们需要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和采取新的政策。气候变化还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间接原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指出，达尔富尔问题”开始的时候属于一场生态危机，部分源于气候变化”。一些学者声称，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与国内战争、恐怖主义以及犯罪，日益稀缺的粮食和水源将导致暴力冲突以及从穷国到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没有这么严重，他们只把气候变化看作是引起冲突的众多因素之一。一些现实主义者因此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技术上的挑战，不应该把它与国际间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冲突混为一谈。然而，其他一些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士，比如美国退休将军，更关注气候变化的间接后果，他们把气候变化称为一种”加剧世界上最动荡地区之不稳定局面的威胁”[5]。布什政府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跨国恐怖主义时代可能面临着更多来自失败国家而非来自大国的威胁，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家的失败，气候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后果必须被纳入安全政策的表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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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种减少碳排放和减缓气候变暖的基本方式，即科技创新、替代政策、经济手段以及自然保护。有关技术创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碳截存（carbon sequestration），它是一项捕获碳以及把碳存储在地下与深海的技术，这样就可以让大气层中的碳含量减少。替代政策的一个例子，就是从利用煤炭、石油或者天然气的燃烧来发电，转而利用核能、风力、地热、潮汐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用于燃烧的资源来发电。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看，以上这些替代方式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核能发电无疑是最可靠的，也可以说是环境成本最低的。然而，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和海啸之后，福岛核电站部分机组熔化，这导致核能发电突然在世界上不那么受欢迎了。经济手段包括经济激励与经济抑制。所谓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 strading system）分配可交易的排放额度，旨在控制碳的排放。这种方法也被成功地应用于其他环境污染个案中。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就是碳税（carbontax），也就是一种能源使用税，假如税率准确，它将体现负外部性的代价。这将促使个人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减少碳的排放。最后，还有自然保护。如果人们学会减少能源消耗，那么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减少。日本公众对2011年3月11日地震和海啸之后核电站迅速被关闭的反应清楚表明，人们有能力靠消耗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的能源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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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跨国性气候变化视为安全问题，就相应地要求调整安全政策。例如，中国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然而，中国指出，按人均排放量标准计算，每个中国人的排放量只有每位美国人的五分之一。煤在中国所使用的商业能源中占70%，在美国所使用的能源中只占三分之一，而煤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特别大的一种能源。中国每周建成不止一座新的烧煤火力发电站。在中国，煤的储量丰富而且价格低廉，它对于一个争夺能源以确保其许多能源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美国如何对付这种安全威胁呢？传统安全政策中的炸弹、子弹和封锁是没有用处的。国际能源组织（该组织创建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旨在为工业化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在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要求采取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和印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换句话说，美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安全，可能不得不与中国建立起伙伴关系，寻找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的创新思维、技术以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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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决定着气候变化问题难以得到全面解决。假如一些国家决定限制自己的经济发展，以便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那么其他国家则将免费享受因此带来的好处。这属于一个典型的搭便车问题，我们在很多国际政治情势中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行为。从个体国家的角度来看，搭便车通常属于理性行为。不仅如此，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对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是第一位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可能选择免费搭车的政策，即本国不采取减少排放的措施，而享受其他国家减排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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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看，气候变化问题正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国际性挑战，它会导致环境、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重大后果。随着很多国家采取行动，一场浩浩荡荡的全球环保运动表明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未来，这样的环境问题以及其他跨国性挑战将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会带来从超越军事层面看待国际冲突的新思维。不管怎么说，跨国性挑战将增强当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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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国性挑战与威胁的增大，国家不仅开始质疑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截然分开的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而且开始使用得到扩展的安全和防务的观念。很多新型的威胁不能靠拥有高杀伤力武器的军队来加以解决。情报、海关和警察部门的密切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私营部门所采取的保护和防范措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民主国家做不到这些，让恐怖主义者利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个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福山有关未来的构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即便政府起来应对挑战和遏制跨国性威胁，国际秩序中那些更为传统的问题也仍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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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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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s No. 16 （Summer 1989）， pp.3—18； 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on，” National Interesty No. 56（Summer 1999）， pp.16—33；and “Responses to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s No.56 （Summer 1999）， pp.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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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pp. 5—56； and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Keohane， and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Ⅱ，”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2 （Fall 1990）， pp. 1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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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 5 （Summer 1993）， pp.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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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W. Kegley and Gregory A. Raymond， The Global Future：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Boston： Wadsworth， 2011）， pp.377—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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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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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都在起作用，那么21世纪的世界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冷战的结束确实改变了国际体系，但有关”新的世界秩序”渐露端倪的言论则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人们对于”秩序”（order）这个词的各种解释是大相径庭的。现实主义者声称，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国家在无政府世界中追求权力和安全，在无政府世界中没有最后的秩序仲裁者，国家只能靠自助和使用武力。按照这种观点，秩序主要是指国家间权力分布或者国际结构。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冲突以及预防冲突，不仅取决于均势，也取决于国家的国内结构以及国家的价值观念、认同和文化，还有跨国挑战、冲突解决的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同现实主义者相反，他们宣称，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制度，通过稳定期望（stabilizing expectations），使国家产生连续性的观念和相信今日的合作行为会在明日获得回报，从而有助于防止冲突和建立秩序。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秩序同民主和人权的观念以及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建构主义者关注规范、利益以及行为的认同，并且提醒我们，“秩序”会通过行为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发生演变。因此，有关秩序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争议，秩序从来就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秩序也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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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秩序更多地包含着阴谋。在以美国的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法国的让-马里·勒潘（Jean-Marie Le Pen）为首的本土主义（nativist）或者民族主义团体看来，“新的世界秩序”就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为了主导世界所策划的阴谋。依此观点，跨国公司同华尔街、伦敦和东京的金融市场沆瀣一气、损人利己。在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眼中，秩序纯粹是西方主导非西方世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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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五花八门的秩序定义表明，“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是很难加以界定的。上述每个思想流派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冲突的根源。现实主义强调均势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正如建构主义者可能会指出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正在侵蚀国家主权规范。有关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在许多国家，包括某些正在崛起的大国，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是一剂万灵药了。过去的冷战两极秩序是稳定的。冷战使得一些第三世界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但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冲突，则为这些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苏联军事威胁所抑制，而且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压制了当地深刻的族群矛盾。两极秩序已经消失了，但是冲突并没有随之终止。然而，冲突的根源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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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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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一再提到的，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和霸权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权力转移就是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权力的相对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角逐。人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冷战后的时期就是一个权力迅速发生转移的时期，美国和中国实力上升，而俄罗斯走向衰落。然而，人们对于权力转移的描述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正表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权力转移成为冲突的一个潜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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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未来权力结构的一种预测是多极格局（multipolarity）。比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主张回到多极世界中去。如果”多极”这个词只是指19世纪的那种情况，那么它极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19世纪秩序的基础是5个实力大体均等的大国之间保持着均势状态，而冷战后大国的实力是极不均等的。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已经迅速地衰落了，其衰落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几乎没人想到过，尽管它还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并且由于最近油价上涨而获得一些推动力。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它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率，但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并没有如某些人在1990年所预测的那样，成为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印度虽然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它若要想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克服一些障碍。美国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的地位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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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主义者警告说，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在21世纪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这类似于威廉二世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英国的挑战。然而，这样的历史类比是有问题的。德国的工业实力在1900年以前已经超过英国，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40%（根据官方汇率计算）。假如中国经济继续以10%的年增长率高速发展，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那么中国将会在2025年赶上美国。但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中，其中包括环境与人口方面的变化，其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下降。不管怎么说，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双方都有避免冲突的强烈动机。如果两国政府处理不好双边关系，那么冲突是有可能发生的。然而，一场霸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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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分析家预测，世界将分为欧洲、亚洲和北美三大经济集团（threee conomic blocs）。即便如此，全球技术变革以及跨国公司和族群团体等非集团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将抵制这三大集团对它们的限制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那种从文明的角度描述世界秩序的观点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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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有一些分析家把国际秩序描述为美国的世界帝国。帝国的比喻在很多方面的确很吸引人。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个地区，它在世界许多地方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当地的美军司令官有时就像总督那样行事。今天的英语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拉丁语那样，成为了国际通用语言。美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把首要地位（primacy）同帝国加以混淆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今天的美国同19和20世纪的欧洲海外帝国加以比较，那么美国确实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控制。虽然美国同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使得其他国家容易为美国所利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它们实施正式的政治控制，”帝国“一词不仅是不准确的，也是会误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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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比帝国巅峰时期的英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是，从控制其他国家的行为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所拥有的权力比英国小，当时的英国统治着地球四分之一的地方。比如，肯尼亚的学校、税收、法律以及选举，更不用说对外关系，都是受英国官员控制的。今天的美国却没有多少这样的控制权。在2003年，美国甚至无法让墨西哥和智利在安理会表决中，赞成通过有关授权入侵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案。那些把美国称为帝国的分析家回答说，“帝国”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比喻。然而，这样的比喻有一个问题，即它所表述的华盛顿所具有的控制力，同当今权力分布的复杂形势是不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到的，美国发现自己在伊拉克赢得战争要比对该国实施占领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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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信息时代，国家间权力分布格局很像一个复杂的、三维的棋局，你可以纵向地走棋，也可以横向地走棋。在政治—军事问题这个最高的棋局中，军事实力的分布呈现为单极，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经济问题这个中间的棋局中，美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或者帝国，它必须同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例如，在反垄断或者贸易问题上，美国必须同欧洲国家进行协商和达成协议。在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这个最下方的棋局中，权力分布是极其混乱和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包括银行家和恐怖主义者。除了恐怖主义之外，有关跨国关系的例子还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个人行为体，他们可以制约美国通过利率政策来进行经济调控的做法；毒品贸易、艾滋病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产生，有不止一个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而且它们是跨越国界的，不受美国政府的控制。使用单极、霸权或者美利坚帝国等传统词汇去描述这样一些跨国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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