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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五花八门的秩序定义表明，“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是很难加以界定的。上述每个思想流派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冲突的根源。现实主义强调均势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正如建构主义者可能会指出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正在侵蚀国家主权规范。有关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在许多国家，包括某些正在崛起的大国，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是一剂万灵药了。过去的冷战两极秩序是稳定的。冷战使得一些第三世界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但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冲突，则为这些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苏联军事威胁所抑制，而且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压制了当地深刻的族群矛盾。两极秩序已经消失了，但是冲突并没有随之终止。然而，冲突的根源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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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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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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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一再提到的，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和霸权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权力转移就是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权力的相对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角逐。人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冷战后的时期就是一个权力迅速发生转移的时期，美国和中国实力上升，而俄罗斯走向衰落。然而，人们对于权力转移的描述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正表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权力转移成为冲突的一个潜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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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未来权力结构的一种预测是多极格局（multipolarity）。比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主张回到多极世界中去。如果”多极”这个词只是指19世纪的那种情况，那么它极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19世纪秩序的基础是5个实力大体均等的大国之间保持着均势状态，而冷战后大国的实力是极不均等的。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已经迅速地衰落了，其衰落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几乎没人想到过，尽管它还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并且由于最近油价上涨而获得一些推动力。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它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率，但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并没有如某些人在1990年所预测的那样，成为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印度虽然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它若要想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克服一些障碍。美国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的地位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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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主义者警告说，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在21世纪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这类似于威廉二世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英国的挑战。然而，这样的历史类比是有问题的。德国的工业实力在1900年以前已经超过英国，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40%（根据官方汇率计算）。假如中国经济继续以10%的年增长率高速发展，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那么中国将会在2025年赶上美国。但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中，其中包括环境与人口方面的变化，其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下降。不管怎么说，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双方都有避免冲突的强烈动机。如果两国政府处理不好双边关系，那么冲突是有可能发生的。然而，一场霸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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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分析家预测，世界将分为欧洲、亚洲和北美三大经济集团（threee conomic blocs）。即便如此，全球技术变革以及跨国公司和族群团体等非集团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将抵制这三大集团对它们的限制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那种从文明的角度描述世界秩序的观点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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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有一些分析家把国际秩序描述为美国的世界帝国。帝国的比喻在很多方面的确很吸引人。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个地区，它在世界许多地方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当地的美军司令官有时就像总督那样行事。今天的英语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拉丁语那样，成为了国际通用语言。美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把首要地位（primacy）同帝国加以混淆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今天的美国同19和20世纪的欧洲海外帝国加以比较，那么美国确实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控制。虽然美国同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使得其他国家容易为美国所利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它们实施正式的政治控制，”帝国“一词不仅是不准确的，也是会误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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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比帝国巅峰时期的英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是，从控制其他国家的行为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所拥有的权力比英国小，当时的英国统治着地球四分之一的地方。比如，肯尼亚的学校、税收、法律以及选举，更不用说对外关系，都是受英国官员控制的。今天的美国却没有多少这样的控制权。在2003年，美国甚至无法让墨西哥和智利在安理会表决中，赞成通过有关授权入侵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案。那些把美国称为帝国的分析家回答说，“帝国”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比喻。然而，这样的比喻有一个问题，即它所表述的华盛顿所具有的控制力，同当今权力分布的复杂形势是不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到的，美国发现自己在伊拉克赢得战争要比对该国实施占领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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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信息时代，国家间权力分布格局很像一个复杂的、三维的棋局，你可以纵向地走棋，也可以横向地走棋。在政治—军事问题这个最高的棋局中，军事实力的分布呈现为单极，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经济问题这个中间的棋局中，美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或者帝国，它必须同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例如，在反垄断或者贸易问题上，美国必须同欧洲国家进行协商和达成协议。在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这个最下方的棋局中，权力分布是极其混乱和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包括银行家和恐怖主义者。除了恐怖主义之外，有关跨国关系的例子还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个人行为体，他们可以制约美国通过利率政策来进行经济调控的做法；毒品贸易、艾滋病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产生，有不止一个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而且它们是跨越国界的，不受美国政府的控制。使用单极、霸权或者美利坚帝国等传统词汇去描述这样一些跨国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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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依据传统的军事实力来描述一个帝国的人，所依赖的是单个维度的分析。然而，在三维棋局中，假如你只关注一个棋局，无视其他棋局，以及没有看到这些不同棋局的垂直关系，那么必输无疑。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在最高的棋局上，采取了推翻伊拉克独裁者的军事行动，但与此同时，这又增强了”基地”网络在最下方的棋局上招兵买马的能力。这些问题代表着全球化的阴暗面，它们具有多边性质，其解决有赖于合作。把这样一个世界描绘为美利坚帝国，没能抓住美国所面对的世界之真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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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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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样的分析还有一问题，即美国公众可能不会容忍自己的国家扮演古典帝国的角色。美国在1898年兴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之后，曾经一度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美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经历感到不舒服。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帝国。相反，公众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主张利用联合国。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一位主张采用帝国比喻的加拿大人，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低卡版帝国”（Empire Lite），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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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权力分布属于多层次的相互依存（multilevel interdependence）。世界政治就如同三维的国际象棋，单从一个维度是解释不清楚的。如果军事权力像货币一样具有互换性，并且可以左右各个领域的结局，那么这种复杂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军事上的强大并不能决定当今世界政治中经济和跨国关系层面棋局的结果。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拥有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但从”帝国”这个词的传统含义上说，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为所欲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议程上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所能独自解决得了的，这样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以及跨国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21世纪美国权力的悖论在于，这个自罗马帝国以来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无力独自保障本国国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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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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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观念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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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世界是很独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家正确地指出，我们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思想，不应当强求大家都用传统的和机械的有关极的比喻来认识国际政治。权力变得更为多维度，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变得更容易被渗透。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意味着世界秩序不可能只建立在传统的军事均势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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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有关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正在慢慢地推动世界走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欧洲国家经过30年的宗教战争，于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统治者可以不顾公众的偏好，决定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秩序的基础是国家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在其后几个世纪中，国家之间那种机械的制衡（正如同台球一样）正慢慢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主参政意识的提高的侵蚀，但国家主权原则一直延续下来。今天，跨国间沟通、移民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对传统的秩序和国家控制观念的侵蚀，并且扩大了旧规范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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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变使得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念变得比较有意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是世界政治的行为体，秩序的基础既包括价值观、制度，也包括军事权力。过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主义观点，比如伊曼纽尔·康德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张，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牵强附会，因为政治学家们指出，我们实际上找不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交战的例子。例如，在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影响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现实主义者认为，欧洲正”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新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它通过欧盟的制度已经同自己的西方邻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政治学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指出，年轻的民主国家会更倾向于介入战争，因此动荡地区（比如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不一定很快带来安全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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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秩序观念的确不是全新的东西，它们并非对所有国家都适用。冷战秩序也有规范和制度，但它们的作用很有限。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成了有关联合国的协议，该组织的基础是多极权力分布。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实施集体安全和不侵略弱小国家的原则，五大常任理事国则使用否决权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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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人们事先没有料到会出现两极体系，因此这个以制度维持秩序的威尔逊思想难以被付诸实施。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否决对方的倡议，联合国的作用被限制在派驻维和部队监督停火方面，而不能以武力赶走侵略者。苏联权力的衰落导致克里姆林宫在1990—1991年对伊拉克实施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的过程中，采取了同美国合作的新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而是表明有关国家战时预计在1945年实现的自由制度秩序构想的某个条件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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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海湾战争使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出现了生机，这场战争也揭露了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个严重弱点。《联合国宪章》所表述的集体安全原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只适用于越过边界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民众相互使用武力的情势。自由主义者试图以宣扬民主和自决的原则来规避这个问题：让一国内部的民众表决是否反对外来干涉。然而，正如本书在前面所提到的，自决并没有像说的那样简单。到底谁来决定由哪个”自己”来做决定呢？当今世界上只有不到10%的国家是单一族群的，只有一半国家拥有一个在本国总人口中占75%以上的族群。绝大多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很多少数族群，很多国家还有边界争端。非洲大概可以被视为这么一块大陆，大约有1000个族群生活在50多个国家内，并且跨界而居。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讲法语的居民占多数，他们要求拥有特殊地位，而且一些人鼓动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而独立。这种多元族群和多种语言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冲突的过程是很难结束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地方自治和国际社会对少数族群权利的关注应当得到尊重，然而，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世界陷于极大的混乱状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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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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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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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做到在保持传统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均势基础上的某种秩序的同时，又建立起以”人民间的正义”（justice among peoples）为基础的制度呢？国际制度正朝着这样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post-Westphalia）的方向发生演变。人权与更为广义的人类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及其有关国家负有保护其公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具有”保护的责任”（R2P）以解救受本国政府迫害的民众等观念，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早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就要求成员国承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集体责任。甚至在1991年安理会通过授权干涉伊拉克的决议之前，联合国有关制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议，就已经开了一个可以不受宪章有关主权规定严格限制的先例。在欧洲，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包含了少数人权利的条款，违背该条款的行为可以提交给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欧洲理事会处理。国际法也因此在逐渐发生演变。1965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把国际法定义为”规则和原则……用以处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20年之后，该学会的法学家在该定义后面添加了”以及它们与个人关系的某些方面”这些文字。人权越来越被认为不只是国家所关心的问题。2005年，联合国大会表明，虽然国家承担保护本国国民人权的主要责任，但是国际共同体在国家无力或者不愿意履行这一义务的时候应该负起这个责任。2011年，国际共同体首次依据保护的责任，采取行动保护利比亚内战中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