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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既得利益集团长期统治叙利亚,普通民众长期感到压抑和不满。与中东很多国家相似,随着对财富的畸形分配以及当地政权的日渐腐败,叙利亚人民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主要是社会中层)拥有更多的知识,能够接触到半岛电视台[5]这样比较开放的传统媒体和许多新媒体,尤其是受到了中东其他国家局势动荡的刺激,他们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发声。在群众走上街头抗议之后,叙利亚当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使对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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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尽管承诺进行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团长期把持政权,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状态。没有一个统治集团会心甘情愿地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法满足反对派的变革要求。对统治集团来说,叙利亚半个世纪形成的以高度集权的家族统治、复兴党一党独大为基础的权威体制乃是阿萨德政权的执政根基,一旦被撼动,政权大厦将轰然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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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叙利亚执政集团,非常担心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导致叙利亚出现“伊拉克化”。与埃及不同的是,如果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在叙利亚垮台的将不只是巴沙尔个人及其家族,而是与其相关的整个统治集团,是这个政权的全部。在这一点上,叙利亚与伊拉克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族群将在选举政治时代被边缘化。伊拉克的教训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阿拉维少数派执掌政权的国家,少数派当权尚能维系一定的平衡。叙利亚的当权派意识到,一旦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多数派上台之后难免对其进行历史清算,自己很可能将永世不得翻身。阿萨德政权所代表的不光是一个家族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整个叙利亚的阿拉维少数派的历史命运。因此,统治集团不会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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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不同外部势力开始介入叙利亚危机,从而导致形势持续恶化,直到危机演变为长达10年,至今仍未平息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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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动乱和内战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已经有至少38万叙利亚人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根据2018年的联合国报告,战争让叙利亚社会经济倒退了40年,80%的民众陷入贫穷,30%的人口陷入赤贫,人均寿命从70岁下降至50岁,数十万人丧生,100多万人受伤,1 200万民众成为难民。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目前登记注册的叙利亚难民一共有近560万人,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叙利亚周边多个国家。其中,土耳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最多,超过360万,其次为黎巴嫩、约旦、德国,伊拉克、埃及等国也接收了大批叙利亚难民。在登记的560万名难民中,仅有28万人能够居住在联合国或当地政府指定的难民营里,绝大多数难民都分散在接收国各地,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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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冲突和西方制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叙利亚出现物资供应短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局面,叙利亚经济已陷入恶性循环。据报道,10年的内战导致叙利亚经济损失了1.6万亿美元。2015年的时候,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2010年的35%,约14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 000美元左右。叙利亚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从地中海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内战与近几年的旱灾使叙利亚农业也遭受重大打击,粮食减产,农民失去劳动机会。叙利亚全国失业率超过50%。联合国报告指出,大部分叙利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近80%的叙利亚民众生活在贫困中,60%的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叙利亚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叙利亚重建的预估费用高达3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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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所谓“叙利亚反对派”的说法,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反对力量,所谓的“叙利亚反对派”是由大大小小数百个不同力量构成的,他们在理念、斗争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动乱发生后,叙利亚出现了受到不同境外势力支持的多支反对派力量,他们的来源、构成和主张差别很大,内部存在分歧,甚至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另外,这些反对派也在不断分化组合。所以,叙利亚长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反对派,众多反对势力分散于国内外,派系林立,这妨碍了他们的协同行动。正如有观察者在早期所指出的:“反对派内部的分裂之严重以及相互倾轧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大多数活动家都是在阿萨德家族统治期间成长起来的,他们有分歧正是因为叙利亚社会内部分裂严重,彼此教派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反对派内部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他们互相都不买账。”比如,2011年10月在土耳其建立的叙利亚反对派机构“全国委员会”,其势力就包括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协调委员会、库尔德人团体和亚述人[6]团体等政治派别。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中还有众多激进或极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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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叙利亚反对派有三大部分:受到美西方及其盟友支持的逊尼派反对派、得到美国支持且反阿萨德政权的库尔德武装,以及各色极端主义势力。就更具世俗性质的反对派组织来说,有如下一些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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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10月,旗下有大量不同派别的叙利亚国内外反政府组织和积极分子,代表了叙利亚不同的宗教、种族和政党,向所有以推翻阿萨德政权为目标的反对派团体和个人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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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叙利亚自由军,成立于2011年7月,是叙利亚反对派军事武装,最初由叙利亚变节军官构成,总部先是设在土耳其,2012年9月,宣布将总部从土耳其迁回叙利亚。2012年,自由军占领了伊德利卜省的大部分。自由军曾得到西方的全力支持,一度是叙国内反政府武装的主力,强盛时近10万人。自由军发展为由多个武装力量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2013年下半年,西方减少了对自由军的援助,其麾下各派更倾向于各自为政。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给自由军以重创,导致其事实上解体,分化为一些仍打着自由军旗号的独立作战单位,也有一些骨干投奔宗教色彩浓厚、战斗力更强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些人加入了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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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简称“全国协调机构”),2011年6月在大马士革成立,是叙境内最大的反对派政党联合组织,由多个叙境内政党组成,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民主变革,建设民主、多党制政体和现代世俗国家,属于温和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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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叙利亚地方协调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是叙境内激进反对派组织,由几百名青年抗议者发起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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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好的时候,曾配合土耳其镇压在叙利亚北部长期活跃的库尔德工人党(PKK),迫使其转入地下,并导致其在2003年组建了民主联盟党(PYD)。2004年民主联盟党建立起被称为人民保卫军(YPG)的游击队。2012年,民主联盟党在库尔德地区发动暴动,建立起库尔德自治区。ISIS崛起后,威胁到库尔德人的生存,美国也借机支持库尔德人打击ISIS。在此过程中,叙利亚库尔德人日益发展壮大,并引起了土耳其的极度不安。2015年,以人民保卫军为主干的叙利亚民主军在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成立。同年底成立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提出以民主联邦制重建叙利亚国家。2016年底,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制宪委员会正式通过《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社会契约》(宪法)。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一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大片领土,其辖下的武装力量也发展到10万之众(其中民主军6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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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在美西方、海湾六国和土耳其等的支持下,叙利亚的反对派阵营在卡塔尔成立了最高领导机构“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主要是为了协调与整合叙利亚境内外的各反对派力量。全国联盟包括了大部分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名义上是反对派的联合组织。各反对派组织名义上服从全国联盟,但实际上仍保持极大独立性。作为全国联盟中的最大派别,因不愿意参加日内瓦和谈,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曾在2014年初退出了全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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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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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被称为中东地区的“巴尔干”。它是该地区战略地位极为敏感和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从地图上看,叙利亚周围是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叙利亚置身于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之中,这些问题有: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伊核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叙利亚显然是多种力量博弈的大阵地。与叙利亚局势有关的外部势力主要包括五个:美西方、阿拉伯国家联盟、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这些外部势力,或者支持不同的反对派,或者支持叙利亚政府。外来干预成为叙利亚动荡演变为长期内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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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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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积极介入叙利亚问题,有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将“阿拉伯之春”界定为所谓自由民主运动,认为“阿拉伯之春”符合它们长期以来推广的意识形态,符合它们对外政策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它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反西方势力,与俄罗斯和伊朗长期交好。西方欲借机削弱在叙利亚有海军基地的俄罗斯,而属于什叶派的阿拉维派阿萨德政权与伊朗关系密切,推翻阿萨德政权,也将使伊朗失去一个重要盟友。如果能够在叙利亚扶植起一个可能更为温和的逊尼派政权,美西方将改变阿拉伯心脏地区的地缘格局,为下一步处理伊朗问题打开缺口。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奥巴马就曾称,叙利亚政府垮台的命运不可避免,“阿萨德没有权利领导叙利亚,他在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丧失了一切合法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推销美国版“叙利亚解决方案”:绕开联合国,孤立中俄,拉拢“反巴沙尔国际阵线”,全方位支持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以最终推翻叙利亚现政权。但随着叙利亚局势朝着对阿萨德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开始调整其政策,只是仍然维持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意图压垮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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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叙利亚冲突全面爆发前,开始对叙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冲突爆发后更是不断追加制裁。欧盟是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追随者和帮凶。欧盟也于2011年5月开始对叙制裁。2019年底,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叙利亚的“恺撒法案”,法案于2020年6月生效。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除了可以制裁在特定领域与叙利亚发生商务往来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外,还可以对与叙利亚受制裁机构发生商务往来或在特定领域合作的外国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该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从而导致叙利亚战后重建难以全面有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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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拉伯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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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简称阿盟)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多个阿拉伯国家公开支持不同的叙利亚反对派。其中,首先夹杂的是沙特与伊朗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地区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最好的盟友,而沙特作为逊尼派大国,一直也在谋求扩张影响力。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随后,什叶派在伊拉克崛起,这使伊朗获得了更好的地缘政治局面,一个“什叶派新月带”的形成更是令沙特担忧。“阿拉伯之春”暂时将埃及这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放倒”,这就更加快了沙特谋求地区大国地位的步伐。此外,巴林、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也积极谋求在阿拉伯地区新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提升自身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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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担心伊朗的威胁,沙特一直想打破叙—伊之间的联盟。沙特对叙利亚政权过去采取的是和解姿态,只是并未取得成效。这促使沙特通过主要受其影响的阿盟施展更为强硬的影响。2011年11月27日,阿盟在埃及首都开罗决定,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该决议得到阿盟22个成员国中除了伊拉克和黎巴嫩以外的19个国家支持。而早在11月16日,阿盟便中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几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中断了外交关系,并支持叙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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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沙特一样积极的还有卡塔尔。卡塔尔这个小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近些年来一直雄心勃勃。中东剧变使其有了发挥自身力量的机遇和舞台。通过积极支持各国宗教势力和反对派,以及影响巨大的半岛电视台,卡塔尔已经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小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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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的态度鼓励了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经济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较深。叙利亚失去了地区性支持,经济开始急剧萎缩,这对叙利亚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阿盟内部也有分歧,与叙利亚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周边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等国为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波及,对经济制裁叙利亚并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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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阿盟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心态颇为复杂。除了不满其与伊朗亲近,阿拉伯国家还担心随着叙国内动乱的升级,美国等西方大国制裁和干涉的调门将一再提升,进而使叙成为“第二个利比亚”[7],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动荡,从而可能超出阿盟的控制力。对美国主导的叙利亚问题方案,一些阿拉伯国家担心,这只会令叙利亚的血腥暴力升级,给中东地区局势火上浇油。一旦叙利亚的局势失控,各派势力的争夺必然会波及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约旦乃至整个中东。对阿盟来说,它也并不愿意看到叙利亚陷入长期动荡。阿盟希望巴沙尔和平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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