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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宪与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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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在最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头条上的各国领导人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堪称抢眼。他曾以“男女生来不平等”的言论、建立在森林保护区内有1 100个房间的新总统府以及大量逮捕反对派和记者而闻名。多年来，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高调支持巴勒斯坦，与欧盟和美国的龃龉，以叙利亚难民危机威胁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态度强硬，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特立独行，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平息军人政变，在东地中海争夺油气资源，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回清真寺，在“纳卡危机”中支持阿塞拜疆，推动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等等，这些都使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土耳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除了上述问题，从土耳其内政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长期执政，他已经连续担任三任总理、两任总统，其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已大大超过了国父凯末尔，且目前看他有可能继续干到2028年。21世纪前期的土耳其历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由埃尔多安定义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尔多安在2017年推动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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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的修宪公投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这是一次没有太大悬念的公投，最终的计票结果和之前的民调数据也相差不大。修宪公投通过后，一些反对派对结果提出质疑，但这只是他们反公投立场的延续，不能改变结果。探讨这次修宪公投，首先需要对它有个定性。以较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它涉及政体的转变。如埃尔多安所言，“这次公投关乎土耳其新的政府体系，这是一次关于改变和变革的选择”。奥斯曼帝国在1876年立宪改革时就确立了议会制，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依然采取议会制，经过1946年实行多党制和后来两次颁布新宪法，土耳其的议会制都没有改变。修宪公投后土耳其从议会制改行总统制，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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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宪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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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加齐公园运动之前，埃尔多安就提出过改行总统制，但我们可以把事情追溯到2014年8月，那时，已经当了11年总理和正发党党魁的埃尔多安如愿在总统大选中胜出，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第12任总统。埃尔多安初步成功地上演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因为总理不得连任三届，埃尔多安干了三届总理后，寻求成为总统，就是他能够继续掌权的必由之路。不过，根据土耳其宪法，土耳其并不是总统制国家，总统权力并不是很大。所以，自担任总统以来，作埃尔多安便大力推销总统制，以取代土耳其长期以来实行的议会制。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埃尔多安能够连任一次的话，他就能作为总统干到2024年，而改为总统制后，之前的任期可以不算，那样其在位时间就很可能更长。不管如何，他的任期都应该能够覆盖到土耳其建国百年的时间（2023），到那时，埃尔多安就全美了他在土耳其政治历史上的名望、地位和影响。这无疑体现出埃尔多安是一个颇有野心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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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创立的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连续多次赢得议会选举，多年中政绩显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改变了土耳其，并为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与目标。但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饱受争议，他经常被西方媒体指控的事情有：铁腕镇压库尔德人，钳制国内舆论，公然逮捕持反对意见的记者，冒世俗主义之大不韪，讨好伊斯兰主义势力，等等。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左翼人士、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阿拉维派、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成了他的反对者。有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被埃尔多安通过各种暴力和不光彩手段打击的对手如果能联合起来，将占到土耳其选民的40%强。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如果不想被秋后算账，埃尔多安就必须尽可能一直掌权，并以足够的权力和成就为自己退休后留下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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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理转为总统之后，埃尔多安就多次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搞一部新宪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搞总统制。2015年12月23日，埃尔多安提到，土耳其的各政党再也不能无视推动新宪法的进程了。埃尔多安这个提法的背景是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同意了与时任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1959—）会见商谈制定新宪法的问题。在当天的会面中，埃尔多安还谈到了总统制，他强调，人们需要就此进行讨论：“既然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总统制，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放弃和逃避它呢？”“决定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议会，然后是我们的民族。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在议会中的政党再也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了，此事（总统制）已经成为我们人民的清晰且强烈的要求。”埃尔多安呼吁：“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体制，我们要求有一部新宪法和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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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当年的议会大选中，正发党一度失去了多数地位。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正发党没有拿到议会半数即276席，这无疑沉重打击了埃尔多安。“所幸”三大反对党组阁失败，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再次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这次正发党卷土重来获得了317席，超过半数，得以单独组阁。但按照土耳其宪法规定，要想不经过全民公决而由议会决定是否修宪，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议席（367席）的支持，而只有得到不少于330席的支持，才可以将修宪案付诸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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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新宪法和实行总统制，都需要大国民议会中至少一个反对党的配合才行。但当时来看，反对党对制定新宪法的共识是有的，对总统制的共识并不多。从当时的民调来看，63.5%的受访者支持总统制，29.3%的人支持维系现行的议会制，90%的人赞成制定一部新的宪法。2015年12月14日，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就说过，土耳其可以分别举行两场全民公投，一场针对新宪法，另一场针对总统制。对于总统制，达武特奥卢的表态是，政府不会强加给人民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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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多月前还在为保住执政地位绞尽脑汁的埃尔多安忽然再次高调提出修宪和实行总统制呢？概言之，2015年以来土耳其国内外尤其是周边地区局势的动荡，为埃尔多安实现其在内政上的野心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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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叙利亚难民问题。为了阻止难民继续大规模涌向欧洲腹地，欧盟做出决定，承诺资助土耳其30亿欧元以解决安置问题，并重启土耳其入盟谈判。在欧盟面前，难民成了土耳其的一大筹码，从欧盟得到经济补偿倒在其次，重启入盟谈判的政治意义才是更重要的。虽然对欧盟来说，这更多的只是缓兵之计，土耳其也未必不知道，但两方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个游戏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土耳其来说，对西方的向往是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的梦想，更是凯末尔主义所奠定的国策，加入欧盟也是土耳其数十年来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对于土耳其未来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政治的改造与文化的创新来说，加入欧盟都是有利的契机。重启入盟谈判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反对派对正发党的保守性予以攻击时，总说它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毫无作为。此时欧盟给正发党这么两个“大红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正发党都得到了不小的好处，欧盟的姿态至少短期内有利于正发党重塑形象并堵住反对派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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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欧盟（其实也包括北约）是土耳其内政的外部规定性力量。比如，正发党在过去正是利用欧盟对成员国资格的要求，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是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屡被军事政变（干预）打断的历史；二是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为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势力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巩固了其在保守的、虔诚信教的选民中的地位。军方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认为土耳其是世俗国家，所以才有民主，哪怕是温和的伊斯兰也不能与世俗主义并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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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频繁的恐怖袭击，无论是2015年7月在边境城市苏鲁赤发生的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还是2015年10月初在首都安卡拉火车站发生的恐怖袭击，都造成了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伤亡。对于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暴恐事件，在土耳其举行的G20峰会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体现出全世界在反恐尤其是在打击所谓“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共识。而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滋生强人政治的沃土，目前中东普遍出现了人心思稳的趋势，土耳其人也不例外。对稳定的渴望会使民众寄希望于一个高效的政府和果断的领袖来控制局面，而这正是埃尔多安在宣传修宪和推销总统制时所一再强调的“人民意愿”以及他所保证的能够带来的结果。回顾过往，在2015年6月和11月的两次选举之间，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民情和舆论的操控与把握是很到位的，对安全、稳定和高效的需求成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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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上升以及埃尔多安集团对此的持续操控。在2015年11月的选举之前，土耳其政府就高调打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之后又击落了俄罗斯战机，这些都在土耳其国内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很明显地提升了埃尔多安集团的支持率，以至于达武特奥卢表示如果再搞一次选举，正发党肯定还会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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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土耳其的噩梦。原本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左翼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异军突起，获得了超过13%的支持率。但在之后不断爆发的恐怖主义活动中，该党被指控没有撇清其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从而失去了一些选民的支持。土耳其民众面对在库尔德地区层出不穷的袭击事件，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和解进程”随之终止。正发党主导的政府高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举动赢得了一部分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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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各方都觉得土耳其的举动匪夷所思，当时尚无定论。后来土耳其政府说是军队中的“居兰分子”[5]所为。在当时的诸多猜测中还有一种，即怀疑这是土耳其对俄罗斯袭击伊拉克边境上的土库曼人（被认为是土耳其的同族人，伊拉克第三大民族）的报复。这在两个方面关乎土耳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是所谓同族关切（这与“泛突厥主义”不无关系），另一个是近代以来土耳其民众中就存在“恐俄症”。这次“勇敢之举”给埃尔多安加分不少，其支持率一下子蹿升到60%以上（前述63.5%的受访者支持总统制显示的其实就是对埃尔多安的支持）。民族主义情绪在击落俄战机事件后的上升，从荷兰驻土耳其大使馆被“误伤”一事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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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土俄危机，埃尔多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好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他说，击落俄战机一事就可以暴露出土耳其人中是谁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就像我们想到在过去有人基于意识形态选择站在苏联的一边。我们知道一个真相，那就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分子、一小撮自由派、新民族主义者甚至个别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今天就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埃尔多安称这些人是民族的敌人。[6]埃尔多安特别暗示的应该就是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ş）当时对莫斯科的访问。时任总理达武特奥卢也对此表示批评，说人民民主党在寻求“同所有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势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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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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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现实情况外，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沙非（Patrick Scharfe）还提醒我们，要从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埃尔多安力图修宪推行总统制的理由和信心来源。[7]土耳其第一部宪法就规定绝大多数权力被赋予大国民议会而不是总统。即使是权势巨大的国父凯末尔做总统的时候（1923—1938），也力图维持稳定的议会制基础，他曾说过：“我国总统的唯一功能就是签署文件。”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不存在威权主义。1950年上台的曼德列斯和他那既保守又亲西方的民主党就曾利用“勾结共产党”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并利用选举优势实行“多数人的暴政”，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不甘拱手让权的军官和官僚在1960年发动了政变，从此开创了之后土耳其政治的一个模式，即每当平民政客不能维持政局时候，军方就会介入，重塑政治，捍卫世俗主义和宪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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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1982年宪法也是在上述历史逻辑下产生的。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对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不满，因为“现在通行的土耳其宪法非常缺乏合法性，它是土耳其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暴力的军事政变的产物，于1982年开始实施，现在土耳其人普遍认为应该以新宪法替换掉它，因为土耳其各政治集团都认为该宪法无法保障基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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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列斯的执政历史说明限制总统权力可以阻止个人独裁，但无法阻止多数人的暴政，那么，政治学家们一般认为的总统制比土耳其现行的议会制更容易走向专制暴政就显得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土耳其国内一直流传着埃尔多安想通过总统制成为独裁者的说法，埃尔多安对此进行了驳斥。针对那些反对总统制的意见，埃尔多安说：“他们的反对不是基于原则，而是个人化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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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埃尔多安不是第一个提出实行总统制的人，那些宣称总统制只代表了埃尔多安的个人野心或独裁梦想的人，是罔顾历史的。就连目前跟埃尔多安集团成为死对头的著名宗教大师菲图拉·居兰（Fethullah Gülen，1941—）[9]本人也在十几年前承认，过去的几任土耳其总统都曾咨询过他关于实行总统制的问题（坊间有一种说法是居兰在数年前没有响应埃尔多安召其回国的邀请，是因为他不支持埃尔多安以后出任总统，背后的原因则是美国不同意）。也就是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厄扎尔总统以来，土耳其就在讨论总统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埃尔多安并不是唯一的，但显然他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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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赋予总统这个职位广泛的“反制”权力，平衡民选政党的“反动倾向”，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倾向。比如，总统可以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总统能够在紧急状态下绕过总理召集部长会议，总统可拒签他不同意的议会法案，并将其退回大国民议会再议，土耳其的公立大学校长由总统任命，总统是肩负“监国”重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在过去这些年中，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土耳其的总统都有军方背景或是高级官僚出身，基本上有效地实现了军方当年关于总统职位设计的初衷。但除此之外，之前的总统基本上没有完全动用过他的广泛权力，土耳其仍然保持了一个议会制国家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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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14年以后，埃尔多安这个总统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就是他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之前的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2007年居尔当选总统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挫折，尤其是遭到了世俗主义反对派和军方对居尔的宗教背景的强烈抵制。借此机会，正发党搞了个全民公投，修改了宪法中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文，那之后宪法就规定土耳其总统将由选民直接选出。埃尔多安在2014年8月上台，他就是第一个经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总统］从作为‘隐秘国家’（derin devlet）监管各种机构（比如司法或者大学）的工具，变成了人民意愿的潜在表达。无疑，2014年8月以来埃尔多安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当选的。”[10]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土耳其人说：“看看现在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权势和种种表现，土耳其难道不是已经是事实上的总统制了吗？总理达武特奥卢哪里有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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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与现实来看，总统制的呼吁在2014年以后的土耳其不可谓不具备条件。如前所述，埃尔多安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高调地提出总统制议题，无非是在土耳其各方肯定要讨论新宪法的背景下借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与诉求罢了。考虑到1982年以来，宪法大部分内容已经被修订过了，制定一部新宪法也可以预期的。埃尔多安凭借其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手腕让正发党继续支持，让反对党民族行动党（MHP）也配合支持搞总统制，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的这个重大政治转变带有非常浓厚的埃尔多安个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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