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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土耳其今天的变革是20世纪40年代多党民主制和80年代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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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土耳其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后，在政治上日益宽松化，过去受到压制的政治力量，比如少数族群库尔德人和宗教保守势力兴起，对凯末尔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体制和世俗主义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进而使土耳其政治和社会走向了多元化。面对这种多元化趋势，土耳其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现实。事实上，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土耳其政治或社会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没能在多元化时代找到恰切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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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土耳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是新一轮的全球化，二是冷战两极对立的结束。在这种格局下，土耳其在经济上改变了过去长期的国家主义政策，实行更为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使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新兴中产阶层，他们在经济上虽然碎片化但更有活力，在文化上趋于保守，有别于大城市中的西化精英阶层。这个群体成为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区的一股新兴力量，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的重要支持者。从繁荣党到正发党，它们顺应了土耳其经济—社会变化的历史潮流，获得了重要政治影响力。2002年上台以来，正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逐步加强，权力不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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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埃尔多安从20世纪90年代做伊斯坦布尔市长，发展到现在掌控整个国家，甚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卡里斯马式政治强人。土耳其的政体变化，既是埃尔多安主动把握和塑造的结果，也契合了土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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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2019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被埃尔多安提前到2018年6月，埃尔多安顺利当选总统，任期五年，如果顺利，他还有可能连任一届。这时的土耳其已经正式终结了其近百年的议会共和制，转变为总统握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政体，这可谓是埃尔多安主义的胜利，也意味着土耳其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埃尔多安主义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的保守化、外交的多边化与政治的独断化，是埃尔多安时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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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2023年愿景”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发党政府于2011年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在2023年土耳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使土耳其的GDP进入世界前十位。2021年2月初，埃尔多安又重申了GDP进入世界前十的目标，并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对大型项目的投资，除了基建，还有有争议的伊斯坦布尔新运河项目，以及太空技术、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2020—2021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土耳其的影响也很大，土耳其经济在2020年勉强避免了负增长，预计2021年增长率能够达到4%。不过，土耳其的金融市场极不稳定，尤其是在2021年，受全球疫情蔓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升息预期及埃尔多安的“低利率经济哲学”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国内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失业率很高，土耳其的经济总量也一度跌到了世界第20名。要实现“2023年愿景”的目标，土耳其还需付出很大的努力，可能也需要一些“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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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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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伊斯兰国”兴起于中东的时候，埃尔多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值得关注：“有的人提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仿佛伊斯兰世界盲目地、狂热地并整体地要与西方敌对；也有人把伊斯兰教简单地与恐怖主义画等号，并昧着良心地去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我们都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R.Tayyip Erdoğan,Küresel BarışVizyonu,İstanbul
:MedeniyetlerİttifakıYayınları,2012,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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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rdogan
:social media is the worst menace to society”,https://www.france24.com/en/20130603-turkey-twitter-social-media-menace-erdogan-sarkozy-london-goldman-sachs-parallel-diplomacy（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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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Ümit Cizre
:“Ideology,context and interest
:the Turkish military”,in Reşat Kasaba,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vol.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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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讨论参见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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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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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trick Scharfe,“Erdoğan’s Presidential Dreams,Turkey’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http://origins.osu.edu/users/patrick-scharfe（获取于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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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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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将Fethullah Gülen 译为菲图拉·居兰；也有学者译作“法土拉·居兰”，亦有人译为“居伦”或“葛兰”。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第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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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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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章“大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军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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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TSK）“一小撮”军人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发动军事政变。次日0时24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手机连线CNN土耳其语频道的新闻主播，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埃尔多安称他仍控制权力，断言这是军队中的“一小撮人”所为，这“显然是平行结构（paralel yapı）策划的一次行动”。“对这个戕害我们国家之统一、团结与完整的举动，全国人民将做出正确的反应。使用国家的坦克、枪炮对准自己的国民的人将受到严惩。我相信，我们必将挫败他们的占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历史上，政变者都不会取得成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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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在讲话中号召土耳其人民“到广场上去”（meydanlara），阻止军人的行动，从画面来看，埃尔多安是通过苹果手机的视频通话功能连线的。埃尔多安在事后说，局势是在12个小时内被控制住的，“我们的国民没有把广场留给政变者，这是个历史性的立场宣示”。这次政变持续了不到24小时即被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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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土耳其人现将其统称为“政变企图”（darbe girişimi）］。这次未遂政变造成了200多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7·15”未遂军人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迅即展开了对居兰追随者的“大清洗”。2016年7月20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OHAL），并连续7次延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7月，共实施了2年。仅截至2016年7月底，军队中已查明参与“7·15”未遂军人政变和支持居兰运动的将军就有149名，参与的士兵共有8 000多名。土耳其政府关掉了2家新闻通讯社、16个电视频道、23家广播电台、29家出版社、45家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报纸。截至2021年初，军队、政府、司法和教育等领域的近8万人被拘押，大约15万名公务员和军人遭停职或开除。这些人的罪名要么是直接参与“7·15”未遂军人政变，要么就是与“居兰恐怖组织”（FETÖ）[2]有关系。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就是教育领域，仅截至2016年到7月20日，就有15 000多名教育领域的人员被辞退，21 000名教师的从业执照被吊销，1 577名学院院长被辞退。此外，因涉嫌参与居兰运动，包括主校区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私立大学法提赫大学在内的15所大学被政府关闭，法提赫大学的所有在读学生（除医学院和保健高职的学生外），将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继续学业。这些新被取缔的学校和被吊销执照的教育从业者，再加上几年前就被正发党政府关闭的补习学校（dershane），其涉及的人员数量之大令人瞠目，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居兰运动在土耳其私立教育领域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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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乔·古尔迪（Jo Guldi）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提出：“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本书的推介者则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矛盾，不应该仅仅听从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长时段大历史的经验需要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3]这一呼吁提醒我们在理解和认识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切莫忘记了历史视野。对历史视野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二是当下的突发性问题往往是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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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发生后，借助先进的传播方式，各种观点向我们纷纷袭来。但显然，当代史研究面临的空前巨量的信息，仍不足以支撑起所谓的“真相”，这些信息或真或假，充满了矛盾之处，把人困住，使人窒息，制造出各种满天飞的阴谋论，根本没有办法使人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反倒有必要与现实拉开一点儿距离，从较为长程的历史视野看待土耳其的“7·15”未遂军人政变。历史这面镜子或许对于我们认识与理解一些现实问题有所助益，这也符合《历史学宣言》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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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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