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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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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合理性》，载［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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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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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典型的表现就是，因为在难民问题上有求于土耳其，欧盟就入盟谈判临时给了土耳其一些口头上的恩惠，并许以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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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五章全球化与中东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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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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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逆全球化”被谈论得越来越多，这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各界都在大谈全球化是很不一样的。曾经被认为是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现在竟以筑墙和保护主义而闻名。当然，关于全球化，向来存在不同的声音，在以前，诸多领域开始欢庆所谓“全球化时代”来临时，也有人表现得很冷静，他们说：全球化是一个陷阱。而在文化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影响很大，特别是“9·11”事件后，亨廷顿的理论再次风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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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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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社会学从人类互动增强的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有人说全球化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文化的传播。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网络的金融、信息、资本乃至思想跨越国境，使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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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客观过程的全球化，二是人们对这个客观存在过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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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至今赖以构建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但是，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且没有互相影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肯定谈不上全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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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基于空间的概念，在根本意义上，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有人认为全球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但是，只有到了近代和现代，全球联系才发生了真正质的改变。“在14、15世纪，现代商业制度建立起来，世俗教育的新标准和活动被引入大学，地球上曾是孤立的社会通过大海联系了起来。”[1]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三百年，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西方（主要是西欧）借助于先进技术，将自身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传播至整个世界。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动力是交通成本的降低。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动力是通信成本的降低，同时，冷战终结，军事和意识形态构架的解体，也构成了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和环境。在这一阶段，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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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以对全球化的存在和前途的态度为标准，现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极端全球主义者、变革论者和怀疑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种传统的制度和体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极端全球主义者的典型或许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作者福山。变革论者多来自社会学领域，如吉登斯、贝克等人，他们把全球化当作一个社会变迁过程，认为它起源于西方，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怀疑论者的代表有汤普森、赫斯特、韦斯等人，他们力图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证明全球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判断犯了夸大事实和有意误导公众的错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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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它不仅仅是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总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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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一定导致文化和价值的全球化呢？对于这一个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某种特定的文化、信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的作为的失败，是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和制造一种“同质化”的时间和高度“同质化”的空间的“全球化”行为的失败，是强力制造统一的“现代世界历史”行为的失败，这是“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失败的一个方面。同时，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对这类“现代性”方案的坚持，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失败而告终。因为，今天正是资本主义要建立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一如既往地推行这个“未完成的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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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陷阱》[5]这本书，作者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人们所倡导和信奉的全球化理念，只不过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表象的政治陷阱。作者认为，全球化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个陷阱的设计者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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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真正彻底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心理阈限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可靠的文化支持……全球化可能（但不必然）不只是一个经济陷阱和政治陷阱，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文化陷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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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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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强弱。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把资本主义文化推广到全球，引起商品化、市场化，对弱势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二是全球化激起了文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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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形成了对各弱势文化群体的强大冲击。不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而且，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对其他地区本土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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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实质是什么呢？汤林森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即使是捍卫资本主义体系的人也都同意，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目标’就是消费。”[7]同时，笔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场主义的原则，即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市场原则扩展到了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使市场价值侵入了原本由非市场价值主宰的领域，如人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医学等领域。也就是说，市场价值颠覆了社会价值。所以，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上就是消费主义文化与市场主义的扩张，这将使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商品化与市场化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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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全球化带来的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冲击。但是，以同一化为原则的全球化，在现实中却激起了一种寻求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现象，甚至引发了文化乃至文明间的冲突。弱势文化可能采取的态度一般会有如下几种：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现代化会引起传统社会的文化反应，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了一场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如“印度化”，东亚的“亚洲化”、“斯拉夫化”、“伊斯兰化”，等等。尤其是宗教文化复兴直接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以至于有人指出，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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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激起本土化与文化和宗教复兴的原因至少有如下两个。第一，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发国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大多都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因为，“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这些国家的自信心、自负感，并使它们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还会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8]第二，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喝足，相反，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其他“高级需要”便会随之而来。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相互交流，需要得到同类的爱和承认，也需要去关心和爱别人。人还需要认同，需要过有组织的团体生活，并且在这种集体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活于传统村落中的人（大多为青年人）离开原来的生活区域进城打工，没有了精神的慰藉。当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这种精神需求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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