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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突和权力是社会必然存在的产物。人有原罪的观点决定了社会是冲突的。尼布尔指出，科学智慧和道德教育不能解除社会冲突。企图不考虑人性，用理性和道德的方法解释社会问题必然要碰壁。一个有效的政治理论不仅要考虑到人的能力，也要考虑到人的弱点，特别是在集体环境中人的弱点。尼布尔认为，在人的关系中压制是社会和谐所必须的基础。在他看来，人类的爱是一回事，人类的权力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对于这两个问题，人们最好是用两点论，而不要用一点论，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人类爱和权力的有效性(41)。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批判和平主义者的：“和平主义者不懂人的本质和仁爱之间与人的罪恶之间的矛盾。他们看不出罪恶把冲突带到世界上，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无法摆脱冲突。他们仅仅断言‘如果’人们互相亲善，一切复杂的、有时是可怕的现实政治秩序就可绝处逢生。他们不明白这个‘如果’应该是以了解人类历史最根本问题为条件的。因为人是有罪孽的人，所以只有一方面通过某种程度的压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压制和暴政的反抗，正义才能够实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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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指出，爱是宗教的战略，而实用主义是社会的战略。正因为我们是人，不是上帝，所以人的行为中总是有罪恶的，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能够逃脱自私自利和罪恶。尼布尔认为，由此出发，政治就是在罪恶中进行选择，在每一分钟，我们都是在用罪恶去制约罪恶。正因为如此，罪恶决定了政治上的成就是有限的、破碎的和不完善的。对于那种要不然就把一切想象得很理想，要不然就是失败主义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尼布尔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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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德和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果爱是宗教的事情，而政治是现实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权力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尼布尔认为，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之中。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成分。他宣布，“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43)，一切政治活动都和权力有关，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关于权力的政治斗争。这就造成一个结果，人们不得不去尊重和屈从于有权力的人。而在这里，尼布尔相信美国建国之父和联邦党人的观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不应当信赖，而且权力绝对不会受到有权力的人的自我限制。尼布尔进而提出，权力要受到限制，只有正义和道德才能够有效。而限制权力的办法就是均势。在均势、道德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上，尼布尔认为，从根本上讲，正义有赖于均势，一个人或集体或国家掌握了不应有的权力，如果不用可能的批判和抵抗对这种权力加以抑制，它随时都会无节制地膨胀起来。均势不同于和谐的仁爱，要略胜一筹。对于人类的罪孽来说，它是正义的基本条件。这种均势并不排斥仁爱，事实上，没有仁爱，精神的摩擦和紧张状态会令人无法忍受，但失去了均势，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会沦为非正义的关系，而仁爱则会成为非正义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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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肯尼思·汤姆逊认为，尼布尔对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大胆地对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批判(44)。尼布尔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当时美国思想界的两个流派：一是宗教界的社会福音派，二是学术界的杜威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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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把理想主义的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相信社会缺少公正是由于社会的无知，而这种无知会被教育和智慧所改变；第二，相信文明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道德；第三，个人的性格将会由公正所制约；第四，乞求兄弟友爱和善意最终是会有结果的，如果至今还没有，只要我们不断地乞求最终是会有结果的；第五，上帝创造幸福，增长的知识将会克服人的自私；第六，战争是愚昧的并且将会屈从于理智。尼布尔指出，理想主义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悲剧。“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就能免除民族利己主义和争权夺利，这是十分不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始终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出现混乱的一个根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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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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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在1892年，诞生了三位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大师：卡尔、尼布尔和沃尔弗斯。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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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年1月14日出生于瑞士圣加伦市，1912年至1924年先后就读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苏黎世大学，获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多种学位。1933年移居到美国，1939年加入美国国籍，先在耶鲁大学任访问学者和教授，后转至罗彻斯特大学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任教。沃尔弗斯曾任世界和平基金主席（1953）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57）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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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的一生是多产的一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著作，他从1940年起，基本上平均每3年出版一本重要学术著作。他的著作有：《两战之间的英法：从凡尔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冲突的和平战略》（1940）、《小国与和平的执行》（1943）、《美国对德国政策》（1947）、《盎格鲁——美国的外交事务传统：从托马斯·莫尔到伍德罗·威尔逊》（1959）、《冷战中的盟国政策》（1959）、《争斗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1962）、《六十年代的对外政策》（1965）和《裁军世界里的美国》（1966）。二是他带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生，例如：罗伯特·古德（Robert C．Good）、罗杰·赫尔斯曼（Roger Hilsman）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人。沃尔弗斯最辉煌、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是在美国渡过的，但是，他一直非常想念他的祖国，他逝世之后，他的骨灰葬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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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曾评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学者”(46)。如果把他和其他欧美学者相比，他评价他自己的这个特点非常准确。他的多样化，不仅表现在他的经历、爱好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学术方法和思想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他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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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沃尔弗斯的丰富经历是其他学者不可比的。在成为美国知名学者之前，他在瑞士曾当过律师，在军队服役过，做过政治讲师。到美国后，他不仅是学者，而且成为美国政府的智囊人物。他研究范围广泛，不仅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还涉及法律学和经济学。他在美欧大陆之间来往频繁，他的阅历和对美欧文化的透彻理解为他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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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沃尔弗斯和美国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区别还在于他不仅对纯学术理论感兴趣，而且与外交决策者和政治家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人们对此并没有非议，相反认为他的贵族气质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一直不只是安心于做学问，而且希望当决策参谋。由此，他不仅同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而且和瑞士和德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沃尔弗斯曾担任过马歇尔将军顾问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家战争学院、国际分析研究院、陆军部和美国国防部的顾问。二次大战之后，他仍然和美国白宫权力中心有经常的联系，1960年起还兼任美国国务院顾问。他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理论能影响外交决策，他的目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对德国政策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沃尔弗斯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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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沃尔弗斯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并不是特别鲜明。虽然他对斯巴克曼特别敬仰，称之为他所尊敬的朋友和同事，然而，在权力政治的理论观点上，他既同意斯巴克曼的权力政治理论，但又不愿意在权力问题上表现得那样赤裸裸和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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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作为学者的多面性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观点上，而且表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学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这样评价沃尔弗斯的：“从他细心地评阅、衡量不同理论概念和假设合法性并讨论国际关系的模式来看，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在实践中竭力弄清事实使它成为概念的准确性和假设合法性的最终标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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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欧洲的政治思想和美国的政治思想在沃尔弗斯身上都留有明显的烙印，这是他多样性格的又一表现。在美国，大多数从欧洲来的学者，是将欧洲传统政治思想去适用于美国的国情，但沃尔弗斯不是如此。他尝试着将欧洲思想和美国思想结合起来。他的著作经常反映出欧洲传统思想和美国传统思想的争论和融洽。这使得沃尔弗斯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位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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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的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争斗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该书收集了16篇文章，分别论述16个问题。尼布尔在为该书写的序里称沃尔弗斯为“受人尊敬的政治哲学领域的先驱者和带头人”，认为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决非纯学术性，它们触及到当代对外关系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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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在以下四方面“创造性地推进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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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国际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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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研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认定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民族国家固然是最核心的角色，但不应视为唯一的角色。如果仍坚持国家为唯一的角色，就会忽略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他主张采取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个人作为国际政治的角色。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个人置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二是强调个人的组合角色，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与国家并存(48)。沃尔弗斯指出：“如果不深入到个人角色的研究，就无法理解任何以国家名义所作出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49)关于国家角色和个人角色的两种研究方法应该互补。能做到这样，才算是真正提出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因为它帮助人们弄清楚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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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国家目标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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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国家一般拥有三类目标：（1）持有目标和环境目标。持有目标包括国家独立、生存和领土完整；环境目标指超越国境的外部条件。（2）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前者与国家利益有关，直接服务于国家；后者与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利益有关，只是间接服务于国家。（3）意识形态目标。旨在向海外扩展政治民主。沃尔弗斯强调，利益与目标的结合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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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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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一国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自延（self-extention）、自保（self-preservation）和自制（self-abnegation）。自延意指要求改变现状，以获取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价值利益；自保则指维持和维护现有的价值利益分配，即保持现状，特别是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自制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国际法、国际和平、集体安全利益的制约。很明显，现实主义学派更重视“三自”中的自延和自保目标，认为自制是国际政治中乌托邦的表现，亦称为“理想主义自制”，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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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均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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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把均势界定为“对手之间分配的均衡状态”，与霸权或统治完全不同，是分析世界政治的有用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四个新因素影响均势的走向：（1）美国占据世界政治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东西方的大国均衡，美国制定遏制的威慑的对外目标；（2）战后“两极”体系的出现，对均势格局形成冲击；（3）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世界大国争斗的主要内容，均势也受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的影响；（4）核武器的出现导致“恐怖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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