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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卡普兰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国际系统模式创始人之一。1921年5月9日生于美国费城，194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至1956年期间，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哈弗福德学院、布鲁克林学院任教。195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是全美政治学者学会理事，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卡普兰是一位勤奋多产、研究领域广泛的国际关系著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几乎每年出版两部著作，同时还发表为数不少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1957）、《国际法的政治基础》（1961）、《世界政治的革命》（1962）、《国际关系的新研究方法》（1968）、《宏观政治学：政治学的哲学和科学》（1969）、《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1970）、《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与前景》（1973）、《孤立还是相互依存——明日世界的今日选择》（1975）、《正义、人性和政治义务》（1976）、《冷战的兴衰》（1976）、《共产主义人物志》（1978）、《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专业化——宏观分析》（1979）和《全球政策》。主要论文有：《关于国际政治理论》（1958）、《国际体系研究的若干问题》（1966）、《一场新的大论战：国际关系学的传统主义对科学》（1966）、《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北大西洋集团》（1969）、《策略思想的社会学》（1971）、《美国选择了世界政治》（1974）、《是乌托邦还是地狱——什么是我们的选择》（1977）、《美国两百年：对外政策的回顾与展望》（1979）和《日本的生存战略》（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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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的理论探索是多方面的：国际法、国际体系、对外政策、社会学、共产主义运动等，但最有影响的当推“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曾先后再版三次。作者声称，该书“旨在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国际政治”。书中，作者把世界比作一个大实验室，各种国际斗争——各种实验在其中发生、变化，“系统理论”则是研究这一大实验室内发生、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现象的宏观模式的新方法。这是战后第一部系统分析各种国际体系的特征、结构、作用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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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认为，国际体系模式是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他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被称为“卡普兰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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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均势体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指的是18世纪至20世纪的均势格局。特点是：为了增强实力，可以与对手进行谈判，反对任何企图在体系内取得优势地位的结盟国或霸权国；对在体系内形成威胁的国家行为者进行限制；允许被打败的国家行为体重新加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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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2，松散的两极体系（loose bipolar system），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特点是：运作机制是调解性质的，而不是对抗型的；跨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体系的运作；核武器的出现带来“核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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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3，紧张的两极体系（tight bipolar system），指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战格局，是松散的两极体系的继续和强化，趋势是“不稳定”，出现高度紧张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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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4，环球体系（universal system），指60年代末以后世界格局的多极趋势，相对稳定是其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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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5，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指一种民主型或极霸型的体系，特点是稳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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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6，单位否决体系（unit veto system），基本特点是：联合国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在这种体系内，战争可能发生，但是不会使用核武器，战争的地域和手段将受到限制；大国外交出现孤立主义的倾向，结盟的作用弱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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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六个模式基础上，卡普兰又引出若干分体系：异常松散的两极体系（very loose bipolar System）、缓和体系（detente system）、不稳定的集团体系（unstable bloc system）和不完全的核扩散体系（imcomplete nuclear diffu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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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普兰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方面用于计量测定的内容：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数、实力测量和信息因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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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在探讨体系问题时还注意与一体化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价值理论（value theory）策略理论（strategy theory）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其中，价值理论是核心。价值理论涉及价值与行为的关系、价值与体系目标的关系。以卡普兰和多伊奇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价值”可分为八方面的内容：财富、权力、福利、尊重、正直、知识、技能、感情，并表现为安全、自由、完整和民族尊严。卡普兰据此大胆提出：“国家利益包括价值，而非权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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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和他同辈著名学者多伊奇（沟通理论）、霍尔斯蒂（国际系统模式）、厄恩斯特·哈斯（新功能主义）、摩根斯坦（博弈论）、莫德尔斯基（长波论）、布鲁斯·拉塞特（国际一体化）等，运用科学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策略观念、价值标准和计量方法从结构、成员、职能、行为的环境条件和变化诸方面对体系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成果已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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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卡普兰的系统理论褒贬不一，肯定他的人认为其理论有“倡导性和启发性”，对研究“战后国际社会的新变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持批评观点的则认为卡普兰提出的模式“粗浅”、“没有重点”、“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充其量是“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还谈不上是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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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维·辛格（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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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辛格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名学者，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早年被誉为“一位年轻的科学行为主义的开拓者”。其主要著作有：《威慑、军备控制和裁军》（1962）、《人的行为和国际政治》（1963）、《计量国际政治》（1968），但使他初露头角的是196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同时被收入克劳斯·诺尔和西德尼·弗巴合编的《国际体系论文选》和詹姆斯·罗斯诺所编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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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17)，并很快地成为体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直接明晰地深入到了对国际社会中个人、国家和体系不同层面的分析”(18)。层次可从两方面来加以界定：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体系是指一个结构内相互作用的不同单位的组合，层次即是“不同的分析单位”；从认识论角度看，层次意指解析一个特定单位的行为的不同变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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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这篇论文里，辛格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参与国际关系的诸行为者和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次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来研究国际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辛格断言，现实主义的弊病是只讲权力政治，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层次分析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加以区分——国际政治是以国际系统作为分析层次，对外政策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层次。他还认为，上述两个层次有关联，又有差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运用这一方法才能科学地阐述纷繁多变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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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巴里·布赞认为，辛格的层次分析与肯尼思·华尔兹的“行为体三概念”（个人、国家、社会）和“结构三层概念”（原则、功能、实力分配）如出一辙，是两个学派相互兼容的有力例证。故有“华尔兹-辛格研究方法”（Waltz-Singer Approach）之称，其研究重点在体系与结构、单位与层次，研究面涉及到个人、集团、国家、区域分体系和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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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关系的传统研究方法易使国际系统和对外政策混为一体，辛格能打破传统，此举意义不同寻常。西方学术界给予他的层次分析法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之一，是“开拓性的成就”、“国际系统研究的催化剂”、“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辛格的层次分析法提出后不久，果然出现了研究国际组织和系统模式的新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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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辛格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影响理论（influence theory）。这是从权力出发，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理论，实际上是层次分析法的外延和补充。影响理论是辛格在《国家之间的影响——一种外形模式》（1963）一文中提出的，作者运用数学公式和图表例举了各种影响格局的种类，并强调各种影响格局都是未来取向的，都是双向的，都可能导致对方行为的修正和变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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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在其著作和文章中大量运用数学公式和图表，玄妙得很，艰涩难懂。在借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模型学等手段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时，故弄玄虚，越搞越数理化，这恐怕也是科学行为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怪不得有的学者批评说，科学行为主义者正在把国际关系变成“只有少数人才懂得的学术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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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沃德·阿尔克（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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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沃德·阿尔克是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37年10月3日生于纽约市，195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专业为数学，1960年在耶鲁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3—1968年留校，晋升为副教授，1968年在密执安大学作访问教授，196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国际关系学教授。90年代初调到南加州大学，至今。阿尔克早年受到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的影响，后师承卡尔·多伊奇，由于他具有数学专业基础，又经过国际关系专业熏陶，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他独树一帜地运用数学原理研究国际关系中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这从他的论著中可见一斑：《数学与政治学》（1965）、《政治与社会指南：世界手册》（1966）、《联合国大会与世界政治》（1966）、《国际政治与数学方法》（1973）、《全球相互依存分析》（1974）、《政治的政治分析》（1976）、《囚犯困境解析》（1981）等，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表在1966年第23/4号《世界政治》杂志的《通向国际关系理论的漫长之路》和被收入1976年在欧洲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数学政治学》。阿尔克曾兼任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如《国际组织》和《国际问题研究季刊》。1967—1968年他曾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学院从事研究。1992年阿尔克任当年的国际政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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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在1992年3月30日写的一篇关于历史学的手稿中说：“虽然我长期对历史和科学比较分析有兴趣，但我并没有在人文科学、哲学和历史地理等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后来不至一次对人表白，学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他的老师卡尔·多伊奇，是他接受科学行为主义的指引者；托马斯·科恩，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对阿尔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厄恩斯特·哈斯，阿尔克说，正是在哈斯的联大集体安全体系实证研究的推动下，他才在1968年开始了关于联大投票模型的实证研究。多伊奇、科恩和哈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启发和帮助阿尔克打下了“科学方法论分析的哲学基础”(22)，在这过程中，阿尔克又形成了“数量研究、框架模式和方法分析”三位一体的研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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