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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为者的数目因素。奥伊认为，行为者越多，合作就越困难。米尔纳据此提出，两个行为者是合作的最佳数目，即双边合作最为可行。有的学者不同意“行为者越多，合作越困难”的观点，认为在国家追求相对收益的条件下，行为者数目的增加会使合作的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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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弈论中“囚犯困境”模式的运用因素。如行为者能把重点放在未来的期待上，合作就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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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机制因素。国际机制所强调的准则、原则和规则对合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国家间合作与国际机制密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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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知一致因素。要实现合作，合作者必须形成认知的一致，特别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一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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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权力的非对称因素。米尔纳认为，权力的非对称等级有利于合作的实现。米尔纳的这一点与本章已提及的霸权稳定论别无二致，其主张在合作形式下推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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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举影响国家间合作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米尔纳还提出两点值得注意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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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代价的问题。米尔纳认为，如果行为者发生冲突所付出的代价低，则合作的可能性就小；如果代价高，合作反而可能，甚至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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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米尔纳强调，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国内政治制度、利益集团和公共舆论对国家在国际上采取什么战略和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国内一致，一国的国际合作协议才能得以批准和实施。在涉及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上，多元理论、精英政治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国际合作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合作的四个核心理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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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体 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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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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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体系论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罗伯特·利珀于1972年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10年，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趋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模式。”(30)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自50年代以来，体系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和核心概念，这一方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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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以及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亦称体系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大了人们观察国际关系的视野，使原来仅仅涉及单一的关于国家权力-利益关系的国际关系学发展成为以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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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的崛起源于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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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6月26日，与会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此后，各种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45年10月之前，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到1980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政府间国际组织620多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4500多个。与此客观形势发展相适应，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体系理论也就同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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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体系理论的产生。战前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是唯一角色，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这种看法局限于主权国家而忽视了国际环境。战后，不少学者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国际社会多个角色”的新观点，其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沃尔弗斯。他在《争斗与合作》一书里对坚持“国家是唯一角色”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决策者（人），国家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等也应视为国际社会角色。他指出：“与国家是唯一角色的传统观点相反，一种新的研究理论——体系论在战后迅猛地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理论把决策者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取代过去的民族国家的位置；强调与国家并列的其他角色（特别是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的重要作用。”(32)以沃尔弗斯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多个角色”之说为体系理论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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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方法论而言，体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系统论的创立者是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他在代表作《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中提出蜚声于世的“类比型系统论”，认为系统论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整体性，研究目的是“寻求存在于系统和子系统整体内的模式、原则和规律。”在这以后，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提出关于系统开放性的耗散结构论，认为由于系统与外界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使之不断地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状态。联邦德国科学家哈肯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协同论，强调系统的协同作用或协同效应，认为这种协同性在一定条件下会使系统产生由无序到有序的激变，从而达到系统整体性的目标。上述关于系统的概念、特点和规律的原则为国际关系学的体系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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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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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体系是什么？罗伯特·利珀将体系定义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并称体系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特定的“科学框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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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麦克莱兰则将体系定义为“部分或分体系的集合体”，任何体系均能“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任何体系都呈现为一种结构，其组成部分处于互动关系之中。”(34)体系论则是一种“抽象的、描述的和理论的概念”，它提供一种广泛的“分析观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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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示出五个主要特点：第一，整体性。体系理论学者把体系界定为“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由若干组织和实体组成的整体”，但这种整体并非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拥有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备的新的整体功能。通俗地说，就是1＋1>2，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的这种1＋1>2的整体效应构成了体系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二，层次性。国际社会呈现出多层次，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宗教组织、一体化机构、国际组织等，体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是多层次的。第三，联系性。体系协调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状态转化，这构成了体系理论的研究重点。第四，稳定性。与现实主义的权力冲突理论不同，体系理论强调冲突与合作并存，认为发展国际体系是确保国际社会趋于稳定的决定因素。第五，功能性。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体系的特定模式，适应环境的能力，达到目的的协调能力和促使体系的一体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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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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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40多年来，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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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布里尔·阿尔蒙德的“系统环境论”。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对一国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环境。他提出用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36)来表达上述两者的相互影响，并进而认为各种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比较的，这一比较研究构成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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