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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国际体系行为结果模式”。罗斯克兰斯曾对1740年到1960年期间出现的9种国际体系作了比较研究。在这基础上提出的该模式突出体系的自我适应性和调节能力，强调四个因素：（1）行为者对体系的干涉；（2）环境对体系的限制；（3）体系行为结果的分析；（4）体系的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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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卡普兰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国际体系六个模式：（1）均势体系，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均势格局；（2）松弛的两极体系，指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3）紧张的两极体系，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对峙；（4）环球体系，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极趋势；（5）等级体系，指大国称霸的局势；（6）单位否决体系，指出现一国的威慑力量足以影响和阻止别国行为的情势。此外，他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素、实力测量和信息因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的选择标准和依据。卡普兰曾说，“从严格意义上，我的模式不是理论。”(37)然而，学术界仍给予很高的评价。利珀认为，卡普兰“创造了一组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提供了最早、最全面、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38)。尽管后来体系六模式受到不少批评，卡普兰仍坚持这些模式的“有效性”，是“考察现实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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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麦克莱兰的“国际复合体系论”。麦克莱兰认为，国际体系“包含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或单位之间所有的互动关系”(4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关于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41)而国际分体系（international subsystem）则是总的国际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构成了国际复合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一般国际体系相比，国际复合体系在“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中呈现出更多的形态”(42)。其特点是：（1）复合体系倾向于自我组织、自我调节；（2）复合体系包容特定功能的分体系；（3）分体系的安排及之间的关系对复合体系的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4）复合体系和分体系有着自己的运作范围；（5）复合体系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分体系的能力；（6）分体系拥有的人口越多，分体系指导、支配、协调和信息处理的作用强化趋势也越大；（7）分体系在与别的分体系和体系之间建立起交流的边界，将特定的分体系的一些活动限制在这一边界之内；（8）在运作过程中，复合体系并不限制于分体系之间的单一关系模式；（9）体系的结构或过程的基本变化将会带来分体系结构、过程的关系的变化；（10）分体系的基本变化也会给别的分体系和整个体系带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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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的“世界政治体系论”。他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组成的重要体系模式，该模式由不同的结构决定。大致上可分为变革型体系和温和型体系两大类：两极导致变革型体系；多极导致温和型体系。他还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提出，从变革型国际体系转向温和型体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体系能避免危机冲突；（2）体系能约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扩张行为，推动裁军和维和；（3）体系能逐步消除世界政治所存在的“隔离状态”（quarantines），增进各国的交流、沟通和合作(43)。霍夫曼在分析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时，特别指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跨国社会与世界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的两方面趋势，并认为是研究世界政治体系的重要理论切入点。这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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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体系论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沃勒斯坦的理论为不断发展中的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新的基础，被视为20世纪末一个重大的学术成就。”(44)沃勒斯坦的体系理论也因此被称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学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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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但他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也相当专长。他勤奋多产，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现代世界体系》（1981）、《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论》（1984）、《来自世界体系》（1986）、《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结构》（1996）等。以上所列的重要著作集中地反映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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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沃勒斯坦认为，随着几个世纪国际关系的变化，一个世界体系已经出现。要认识现代世界，就需要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因素的结构分析模式。沃勒斯坦称之为“世界体系分析”，简称WS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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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它包括成员国、分界线、结构原则、合法原则和协调机制，它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不仅是功能性的和专业性的，而且是地缘性的。它的生命力在于自我制约，它的发展动力在于内部互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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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体系论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永不停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视资本主义为一个完整的全球现象，一个实现过历史扩张、相互整合、跨国界的体系。他还强调，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研究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性的。世界体系论重视世界上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关心第三世界的欠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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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模式，即“核心-边缘说”（Coreness-and-Peripherality）。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地区，它们过去曾经是中心或边缘地区，是世界经济结构不可缺少的区域。这一“中心-边缘”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垄断化生产部门与其他竞争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高利润生产活动与低利润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世界资本与世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是强资本主义与弱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是中心区域相对强、富，边缘区域相对弱、穷。因此，中心与边缘经过半边缘区域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剩余价值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从工人到雇主，而且也从边缘地区的雇主到中心地区的雇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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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有三种主要形式：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世界政府(49)。世界帝国是指只存在控制世界各国的单一的政治制度；世界经济则指不存在单一这样的单一政治制度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目前尚不存在。世界帝国靠的是政治权力，世界经济靠的是资本转移。这两种形式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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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沃勒斯坦指出，边缘地区国家面临的选择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在该体系内部由边缘地位上升为中心地位。前者为“反体系”，后者为“追赶式”。沃勒斯坦认为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但他较为倾向于前者，这反映了他对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的关注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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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沃勒斯坦列举了世界体系论涉及到的三种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1848年资本主义革命是一历史转折点，标志着这三种思潮全面影响世界体系(50)。以后，这些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随之成为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geo -culture）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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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界体系特点与霸权周期规律是一致的，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也受长周期过程的影响和支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霸权世界政治关系上，有三个问题应予以探讨：（1）一个国家取得怎样的世界地位才称得上是霸权？（2）霸权国应采取什么明智的政策？（3）为什么霸权国会丧失霸权(51)？沃勒斯坦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他的倾向性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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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沃勒斯坦提出当代世界体系得以维持的三个依靠：依靠高利润的世界生产体系；依靠主权国家（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主权国家）的社会内聚力；依靠相对稳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52)。这也许是沃勒斯坦为资本主义开出的一贴“治病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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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界体系的主要发展趋势：（1）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一极化过程；（2）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学说”的幻想已破灭，最后的鼎盛期是美国霸权（1945—1970）；（3）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学说”幻想的破灭，将会出现“反体系运动”；（4）要求重建民主和加强福利的呼声将日益高涨；（5）构建地缘文化的支柱不是一件易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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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传统的体系理论基础上，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研究对象，他的WSA和“中心—半边缘—边缘”分析模式，对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依附论的“中心-边缘”结构作了重要补充，开拓了体系论研究的新视角。他关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关系的分析也有可取之处。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体系论是多种体系论中的佼佼者(54)。但是，我们在考量这一理论时，也清楚地看到它的局限性。沃勒斯坦强调，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他形态的政治体系都是资本主义大体系的组成部分。他错误地把社会主义体系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范畴。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诚然，马克思和列宁也认可世界体系。马克思指出，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范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范畴内”(55)。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个别的国家中，而且生活在一定的国家体系中。”(56)但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却否定了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勃然诞生，不断在曲折中发展，而“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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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相互依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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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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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尽管相互依存现象存在已久，但是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相互依存论最早见诸于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1968年）。库珀在书中明确指出，相互依存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工业化国家中间的一个强劲趋势，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变化，其特征表示为国家间增长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敏感性。他强调说，研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关键是了解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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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认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曾出现过“三个浪头”：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第一个浪头，重点是研究外交史、战争与和平问题；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二个浪头，研究核时代的均势、威慑、决策理论；从70年代开始出现第三个浪头，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相互依存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这第三个浪头把研究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载体——相互依存论推上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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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论形成于60年代后期，整个70年代是其发展的兴盛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言必称相互依存。其背景是：第一，美苏两极格局开始松动，两大阵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加，冷战对抗与美苏缓和同时存在。第二，在西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发生动摇，西欧、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世界经济的“从属性一致”开始瓦解，并被“相互依存论的不一致”所取代。第三，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第四，新技术革命势头迅猛，推动了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第五，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发展迅速，以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姿态登上国际舞台。最早在60年代末敏锐地看到这一变化，并作出理论思考和分析的除了理查德·库珀之外，还有卡尔·多伊奇。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指出，研究国际关系不能仅仅以国家为中心，要重视国家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一时期，有关相互依存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约翰·斯帕尼尔的《国家运用的策略——分析国际政治》、塞约姆·布朗的《世界政治的新势力》、格哈特·马利的《相互依存——全球环境下的美欧关系》和米里亚姆·坎普斯的《相互依存的管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亚瑟·斯坦恩的《相互依存——神话还是现实》、肯尼思·华尔兹的《相互依存的神话》、爱德华·莫斯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学》等。其中以《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年）为最具代表性。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作者从理论上及时地总结了相互依存的两个明显发展趋势：一是从单一型到复合型，即从研究经济上的单一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在内的复合相互依存；二是从区域型到全球型，即从研究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这两种发展趋势标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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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以后，相互依存论的研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上，在国际安全与国际制度关系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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