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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体 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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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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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体系论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罗伯特·利珀于1972年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10年，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趋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模式。”(30)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自50年代以来，体系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和核心概念，这一方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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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以及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亦称体系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大了人们观察国际关系的视野，使原来仅仅涉及单一的关于国家权力-利益关系的国际关系学发展成为以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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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的崛起源于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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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6月26日，与会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此后，各种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45年10月之前，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到1980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政府间国际组织620多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4500多个。与此客观形势发展相适应，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体系理论也就同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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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体系理论的产生。战前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是唯一角色，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这种看法局限于主权国家而忽视了国际环境。战后，不少学者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国际社会多个角色”的新观点，其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沃尔弗斯。他在《争斗与合作》一书里对坚持“国家是唯一角色”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决策者（人），国家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等也应视为国际社会角色。他指出：“与国家是唯一角色的传统观点相反，一种新的研究理论——体系论在战后迅猛地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理论把决策者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取代过去的民族国家的位置；强调与国家并列的其他角色（特别是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的重要作用。”(32)以沃尔弗斯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多个角色”之说为体系理论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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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方法论而言，体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系统论的创立者是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他在代表作《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中提出蜚声于世的“类比型系统论”，认为系统论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整体性，研究目的是“寻求存在于系统和子系统整体内的模式、原则和规律。”在这以后，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提出关于系统开放性的耗散结构论，认为由于系统与外界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使之不断地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状态。联邦德国科学家哈肯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协同论，强调系统的协同作用或协同效应，认为这种协同性在一定条件下会使系统产生由无序到有序的激变，从而达到系统整体性的目标。上述关于系统的概念、特点和规律的原则为国际关系学的体系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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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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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体系是什么？罗伯特·利珀将体系定义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并称体系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特定的“科学框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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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麦克莱兰则将体系定义为“部分或分体系的集合体”，任何体系均能“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任何体系都呈现为一种结构，其组成部分处于互动关系之中。”(34)体系论则是一种“抽象的、描述的和理论的概念”，它提供一种广泛的“分析观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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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示出五个主要特点：第一，整体性。体系理论学者把体系界定为“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由若干组织和实体组成的整体”，但这种整体并非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拥有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备的新的整体功能。通俗地说，就是1＋1>2，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的这种1＋1>2的整体效应构成了体系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二，层次性。国际社会呈现出多层次，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宗教组织、一体化机构、国际组织等，体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是多层次的。第三，联系性。体系协调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状态转化，这构成了体系理论的研究重点。第四，稳定性。与现实主义的权力冲突理论不同，体系理论强调冲突与合作并存，认为发展国际体系是确保国际社会趋于稳定的决定因素。第五，功能性。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体系的特定模式，适应环境的能力，达到目的的协调能力和促使体系的一体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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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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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40多年来，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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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布里尔·阿尔蒙德的“系统环境论”。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对一国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环境。他提出用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36)来表达上述两者的相互影响，并进而认为各种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比较的，这一比较研究构成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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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国际体系行为结果模式”。罗斯克兰斯曾对1740年到1960年期间出现的9种国际体系作了比较研究。在这基础上提出的该模式突出体系的自我适应性和调节能力，强调四个因素：（1）行为者对体系的干涉；（2）环境对体系的限制；（3）体系行为结果的分析；（4）体系的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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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卡普兰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国际体系六个模式：（1）均势体系，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均势格局；（2）松弛的两极体系，指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3）紧张的两极体系，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对峙；（4）环球体系，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极趋势；（5）等级体系，指大国称霸的局势；（6）单位否决体系，指出现一国的威慑力量足以影响和阻止别国行为的情势。此外，他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素、实力测量和信息因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的选择标准和依据。卡普兰曾说，“从严格意义上，我的模式不是理论。”(37)然而，学术界仍给予很高的评价。利珀认为，卡普兰“创造了一组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提供了最早、最全面、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38)。尽管后来体系六模式受到不少批评，卡普兰仍坚持这些模式的“有效性”，是“考察现实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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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麦克莱兰的“国际复合体系论”。麦克莱兰认为，国际体系“包含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或单位之间所有的互动关系”(4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关于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41)而国际分体系（international subsystem）则是总的国际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构成了国际复合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一般国际体系相比，国际复合体系在“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中呈现出更多的形态”(42)。其特点是：（1）复合体系倾向于自我组织、自我调节；（2）复合体系包容特定功能的分体系；（3）分体系的安排及之间的关系对复合体系的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4）复合体系和分体系有着自己的运作范围；（5）复合体系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分体系的能力；（6）分体系拥有的人口越多，分体系指导、支配、协调和信息处理的作用强化趋势也越大；（7）分体系在与别的分体系和体系之间建立起交流的边界，将特定的分体系的一些活动限制在这一边界之内；（8）在运作过程中，复合体系并不限制于分体系之间的单一关系模式；（9）体系的结构或过程的基本变化将会带来分体系结构、过程的关系的变化；（10）分体系的基本变化也会给别的分体系和整个体系带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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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的“世界政治体系论”。他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组成的重要体系模式，该模式由不同的结构决定。大致上可分为变革型体系和温和型体系两大类：两极导致变革型体系；多极导致温和型体系。他还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提出，从变革型国际体系转向温和型体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体系能避免危机冲突；（2）体系能约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扩张行为，推动裁军和维和；（3）体系能逐步消除世界政治所存在的“隔离状态”（quarantines），增进各国的交流、沟通和合作(43)。霍夫曼在分析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时，特别指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跨国社会与世界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的两方面趋势，并认为是研究世界政治体系的重要理论切入点。这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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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体系论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沃勒斯坦的理论为不断发展中的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新的基础，被视为20世纪末一个重大的学术成就。”(44)沃勒斯坦的体系理论也因此被称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学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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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但他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也相当专长。他勤奋多产，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现代世界体系》（1981）、《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论》（1984）、《来自世界体系》（1986）、《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结构》（1996）等。以上所列的重要著作集中地反映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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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沃勒斯坦认为，随着几个世纪国际关系的变化，一个世界体系已经出现。要认识现代世界，就需要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因素的结构分析模式。沃勒斯坦称之为“世界体系分析”，简称WS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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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它包括成员国、分界线、结构原则、合法原则和协调机制，它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不仅是功能性的和专业性的，而且是地缘性的。它的生命力在于自我制约，它的发展动力在于内部互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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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体系论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永不停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视资本主义为一个完整的全球现象，一个实现过历史扩张、相互整合、跨国界的体系。他还强调，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研究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性的。世界体系论重视世界上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关心第三世界的欠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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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模式，即“核心-边缘说”（Coreness-and-Peripherality）。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地区，它们过去曾经是中心或边缘地区，是世界经济结构不可缺少的区域。这一“中心-边缘”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垄断化生产部门与其他竞争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高利润生产活动与低利润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世界资本与世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是强资本主义与弱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是中心区域相对强、富，边缘区域相对弱、穷。因此，中心与边缘经过半边缘区域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剩余价值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从工人到雇主，而且也从边缘地区的雇主到中心地区的雇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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