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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今天的经济和生态问题涉及许多互利成分，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解决。”(8)因此，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权力，而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权力。目前，“软合作权力”（soft cooperative power）和“硬强制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并存，两种权力同样重要(9)。奈认为，软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二：文化和经济。他站在维持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强调说，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和“民主榜样”为软权力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也给软权力倾注了无穷的源泉。奈认为：“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传统的硬权力资源，并拥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软权力的资源，借此维持它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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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瑟夫·奈一再声称，从学派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主张硬权力，自由主义倾向软权力。但是，软权力是硬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不应过分强调两者的分歧，“两者可以互补”。他说：“互补性是软权力和硬权力最显著的特征，它们是一个问题的相辅相成的两方面。”(11)这一软硬结合的权力观更有助于反映和考察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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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权力”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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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之后，在信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软权力”概念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研究重点转为信息时代的软权力的性质和特征。尽管在1990年奈曾提出过“权力已超越‘资本密集’阶段进入‘信息密集’阶段”(12)，但他未能对这一变化作进一步研究。这一情况在1996年以后有了明显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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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美国的信息优势》的文章，率先提出“信息权力”的概念。之后，奈等人又陆续发表一些影响颇大的文章，推动“软权力”概念的扩散和发展(13)。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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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革命克服了“传统的成见”，“视信息为权力”的观念迅速传播开来。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在权力分析上的传统束缚正在被冲破(14)。到21世纪，信息技术可能会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源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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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奈认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界，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作为软权力的核心正日益影响国际事务的变革(16)。硬权力和软权力将同时存在，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的作用和影响会明显增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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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就其来源来说可以分为资源权力（resource power）和行为权力（behavioral power），传统的鉴别办法是重资源权力，轻行为权力，“信息革命正影响着这一权力结构。”(18)这里的信息主要指商务信息、战略信息和文化信息。使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权力就成功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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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信息时代的条件下，软权力强调的是吸引力（attraction），而不是强制力（coercion）。吸引力意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力量”(20)。软权力应界定为“在信息时代，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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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奈等人断言，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强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据主导地位。他们自傲地说，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占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表现为在收集、处理、利用和传播信息方面的条件、能力和手段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他们还指出，美国在信息权力上的优势服务于四方面任务：（1）帮助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转型；（2）防止新的但较弱的民主国家出现解体；（3）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4）对付国际恐怖、国际犯罪和环境污染，以及防止具有大规模毁灭力武器的扩散(22)。这些话说得比较坦率，道出美国关于软权力概念和理论的性质、特点和真实意图，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软权力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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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权力与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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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这一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23)这是奈和欧文斯《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的第一句话，它突显出了知识与软权力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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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高新技术经济”等新名词层出不穷，预示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一种新型的经济正在出现。“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大转变的时代，传统的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的经济正在丧失昔日的荣耀，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已经显示出勃勃生机，并表现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就是知识经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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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家院士指出，比尔·盖茨的出现以及他代表的软件知识产业的勃兴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初具框架的标志。他的成功表明，在信息时代，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可以作为发展经济的资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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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发源于80年代出现的高科技革命。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日益突出，国际竞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据世界信息技术与服务联盟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1997年全球信息技术投资近2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达6430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日本居第二，为3170亿美元。美日投资的总和占世界总投资的53％。排列第3—5位的是德国、英国和法国。亚太地区虽基础较弱，但发展很快，1993—1998年5年内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的平均年增长率达14.5％。我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每年增长为28.5％，10年内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市场。据专家预测，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20世纪初的5％—20％和50年代、60年代的40％—50％上升到21世纪初的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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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知识经济”在90年代初显出端倪。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的新概念，并对“知识经济”作了比较准确的定义：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基础上的经济”(27)。它是信息发展高速化、科学技术高新化、经济关系全球化的产物，是以知识和信息为支柱的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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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讨论知识经济的文章和书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关于知识经济特点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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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代替资源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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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成为衡量一国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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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居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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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识经济突出新的价值取向。劳动价值观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知识价值观则是信息知识经济的反映。在信息知识经济中，价值首先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增加，知识成了价值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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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知识经济是以信息的生产和利用为核心，以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为依托，以追求知识价值不断更新为目标的经济。这里，软权力的三大要素（知识、信息和价值）得到充分的拓展，知识经济的兴起为软权力注入了新内容，扩大了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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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短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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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权力概念的产生是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结果，也是权力性质与范围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拓展深化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们在研究权力这一变化和拓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关于软权力的理论观点。“软权力”丰富了权力论的内涵，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但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际关系分支理论，它尚不成熟，仍显单薄。研究队伍也不整齐，约瑟夫·奈有时是“一枝独秀”、“孤掌难鸣”。然而，软权力研究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有望在21世纪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的一个支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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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西方学者中，最青睐软权力的是美国学者。他们直言坦承，美国主张软权力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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