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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奈指出，关于冷战后冲突的坏消息是：对于当前最普遍的冲突形式——宗派冲突，整个世界几乎毫无准备；好消息是：美国领导的联盟和海外驻军正在建造一个坚实的结构基础，以避免最具灾难性的地区战争和大国战争。虽然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许多宗派冲突，但它能够促使国际机构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总之，国际安全新论对美国而言，其实质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维持在国际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继续运用国际结盟或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战略利益，不难看出，美国对“国际安全新论”的政策解析便是“领导地位＋结盟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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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民主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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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尤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理论依据，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美国“民主”外交的挫折和失败，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也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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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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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18世纪末，随着西欧主权国家的不断出现，西方哲学家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在批评绝对主义权力政治和继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思想的同时，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他把道德法则和人权思想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要建立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就必须坚持国际法的原则，主要是主权独立、维护和平和遵守道义。宪制共和国内部的监督和平衡作用可以防止统治者冒险地对外发动战争，同时每个共和国政府是否遵守国际法也可以暴露其战争动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在这个和平联盟内部，战争是非法的。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他以抽象的道德法则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所产生的理性国家观、共和主义、和平主义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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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百年时间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仍没有摆脱古典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窠臼，在民权与主权的概念里徘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才真正把早期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道德规范和理性原则的政治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并形成了风行一时的社会科学思潮——乌托邦主义。以此为基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康德虽然提出了以法则创造“永久和平”，但关于政府的行为如何，他却束手无策。理想主义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把一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体结合起来，认为政府体制决定了一国是否好战。具体来说，独裁体制要比民主体制更具有侵略性，原因是独裁者可以不经民选立法机构的同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采取军事行动。民主包含着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的严格标准，尊重法律而不是权力的价值体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秩序和稳定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国家道德标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理想主义者主张恢复规范，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建立国际性机构和组织，以国际集体安全防止战争的发生。理想主义又称之为“威尔逊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核心就是“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根据他的见解，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用理性压倒公众舆论中的无知和狂热，才会向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迈进。“十四点计划”是他在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后为世界和平设计的蓝图，是美国外交史上要求干预全球事务的首次表态。虽然威尔逊主义过于理想化，但它毕竟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以后的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用陈乐民先生的话说，“重要的是威尔逊主义先于现实提出了美国外交的走向，它的影响不在当时，甚至不在二三十年之内，而在于长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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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不仅继承和发挥了卢梭、康德以及威尔逊的自由、人权、民主政治思想，而且直接继承理想主义之衣钵，得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切尔·多伊利。1983年他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多伊利把康德的思想称作是“远见、政策和希望的源泉”，并以康德的政治思想为依据解释说，民主政府相互间不愿打仗原因之一是它们必须向其国内的人民作出交代，如果战争的代价过高，它们在选举中就会失败。同时，在民主国家中，关于战争的外交决策是透明的，公众和决策者都对战争代价非常敏感，因此可以公开辩论。另外，他认为，民主国家相互间有用和平方法指导政治竞争和解决纠纷的共同愿望，这种“共识”要求双方“协调”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彼此尊重和合作，扩大接触，这种共同愿望最终导致利益共同体的产生。随着民主国家走向一体化，它们抛弃了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甚至威胁使用武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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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3年多伊利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不打仗的观点后，这种民主和平观倍受西方社会的青睐，被认为是最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经验法则。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和平方式走上了所谓“民主化”的道路，西方国家把冷战的“胜利”归功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的政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宣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到来。也有人甚至认为，至少从17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原则（无序、国家安全困境）一直排斥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原则起到主导作用，现在民主和平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取代现实主义原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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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平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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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为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该理论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但他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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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三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与民主和平（因变量）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二是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这种“精神气质”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相反，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缺少这些标准和限制因素。布鲁斯·鲁塞特则把上述两种制约因素按照特点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模式”：文化或标准模式（cultural or normative model）和结构或体制模式（structural or institutional model）。就第一种模式来说，由于受到国内限制，决策者尽力遵守解决冲突的准则（妥协和非暴力），同时他们希望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也会这样做，民主国家中民主文化的约束力证明了民主和平论的上述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种模式还决定了上述第二个基本观点的正确性。由于非民主国家的决策者使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对付民主国家，结果导致民主国家（肯定）对非民主国家的行为表示怀疑，并采取“非民主”措施即使用武力对付非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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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结构或体制模式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常发生是受制于民主政治体系和相关的监督平衡作用，以及决策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然而，非民主国家之间或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原因在于非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结构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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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模式或两种限制因素是民主和平论与主张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归纳起来，主要是对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关系认识不同。民主和平论认为，基于国内政治机构对于一国对外行为的重要性，要达到国际政治的和平状态，就要先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现实主义则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无序状态也是不会改变的，系统结构是决定国际政治结果的主要因素。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肯尼思·华尔兹说，国家之间面临着安全上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中，竞争的压力要比意识形态倾向或国内政治的压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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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平论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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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和平论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也是民主和平论倍受西方政治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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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3年多伊利提出建立民主“和平区”的设想时，没有受到多大的注意和支持。但是，不到10年，他的民主和平观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赞许，一些评论家迫不及待地提出，向外输出和促进自由民主思想应当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弗朗西斯·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扩展战略”正是基于“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和“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化”两种观点而制定的。民主和平理论是其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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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在入主白宫前，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28)。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一步使美国的“民主和平”外交具体化。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决定于外国政体的性质如何，并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即“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他的扩展民主论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主要的市场民主国家；第二，巩固新生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第三，反击侵略、支持与民主和自由市场敌对的国家的自由化进程；第四，通过在人道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继续奉行人道主义的政策(29)。美国政府在推行民主外交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美国安全应与其他国家的政体，尤其是非民主国家的体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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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得到运用，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把90年代看成是扩大“民主阵营”的最好时机；二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和霸权地位正在动摇。以推行民主和平为幌子，可以给他们所认为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即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法的外衣，以掩盖其干涉他国内政的本质。具体说来，冷战后的美国“民主外交”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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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自由和民主思想扩展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把民主外交作为美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美国政府重申美国的价值观诸如个人自由、宽容是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强调国家的安全必须以扩大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社会、威慑和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威胁为基础，保护和加强美国的价值观是其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因为，“民主和政治经济自由化越是能主导世界，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越兴旺发达。”(30)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的作用，据此把民主外交视为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的最大实力是我们的思想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我们的思想正在被接受。”(31)向外传播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既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的，也是美国试图领导世界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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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的民主外交从一开始就带有干涉他国内政的特点。在索马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念念不忘传播美国民主和价值观的美国军队曾因干涉他国内政而最终撤出；为在欧洲建立“民主和平区”，美国大力推行支持东欧“新生的民主国家”的北约东扩战略，但此举遭到俄罗斯等国的强烈反对；在东亚地区，美国不顾自身人权状况的缺陷，大肆指责一些东亚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美国不允许其“后院”出现与其政经体制不一致的国家，以联合国名义不惜在海地使用武力“护送”民选总统回国执政；美国和北约盟国干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科索沃问题，也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进行的。民主外交打着“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招牌，使干涉他国内政具有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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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的民主外交仍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总体说来，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有所淡化，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只不过有了新的侧重。现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在苏东社会主义体系解体后，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的攻势更盛。它们的最终目的是迫使所有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生“转变”。究其实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准则常常被用作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和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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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与冷战后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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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是随着其在美国外交中的运用而出现的。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变化多端，一方面，美国仍然是独霸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众多大国的兴起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的民主外交遭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有时美国也因推行这一政策而碰得头破血流。这使人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论点和应用的目的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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