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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二章 为了国家的利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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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廷顿夫人和惠灵顿公爵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公爵也要只身面对那更难对付的由四股变革力量汇成的洪水猛兽。前两股变革力量来自农业和工业。工农业的变化日新月异，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760年开始，一直到1850年全国基础铁路网络建成才宣告结束。后两股力量则来自1776年的美国和1789年的法国。它们各自的大革命运动，急剧地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思考以及自身所处地位的思考。所有的变革浪潮，都给人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秩序的新蓝图，以及对民主、平等的国家政权的新憧憬。所有这些变化，都给千千万万的英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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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些深远的变化。技术革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大生产，都迅速地转变着英国社会并缔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个其繁荣发展建立在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之上的国家。民族自尊心随之膨胀。新兴的工业化英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它的人民更加坚信自己具有无可匹敌的天赋才能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物质进步与爱国主义交融成一种人世哲学，让人们更加宽容和积极地看待当前的变化和变革者为此做出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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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些变化的幅度和方向。英国的人口迅速增长：180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1090万人，而到了1831年则涨到了1650万人。城镇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700年的17％，涨到1800年的30％，到了1840年便成了48％。伦敦吸纳了最多的人口。在刚步入18世纪的时候，其居民数就超过了百万大关。人口的流动情况折射出了新的雇佣方式。1700年大约还有61％的成年男子从事田野间的工作，而到了1760年却降到了53％，1800年又降到41％，甚至1840年剩下29％了。农村人口的外流给城市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1800年仅有23％的成年男子从事工业劳作，而这个数目到1840年就飙升到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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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方向是由地质和地理情况决定的。机器运转需要能量来驱动，首选资源是水能，其次是矿产能源。因此，通常工业选址都集中在两者皆备的地方。人们涌向英格兰中部、北部地区以及苏格兰克莱德塞的矿区和综合工业区。较高的婴儿死亡率以及较短的平均寿命也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持续性需求。1789—1831年间，奥德姆以及它周围村庄的总人口从1.3万增长到5万，其中2/3的人从事着棉纺织、采矿和工程技术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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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新增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农业的高产量驱赶而来的——高效能的农业给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大量便宜的食物，而由此“被驱逐的农民”中的大多数只好涌向珀思郡的迪恩斯顿地区在1785年新建成的水力棉纺厂。[1]他们中间肯定还包括来自苏格兰高地被地主驱赶走的佃农。地主们开始采用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因为大面积的牧羊所带来的羊毛买卖收入比出租土地收到的地租要可观得多。因此各地小面积、低收入农场逐渐合并成低成本高利润的大型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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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土地使用情况的改变是不受欢迎甚至招致强烈反对的。1821年圣诞节那天，一名来自泰晤士的初级律师兼土地代理人在他的办事员陪同下，来到了附近的托沃锡村，准备把随身携带的一份圈地通知订到教堂的大门上。还没走到教堂，他们便被30个当地村民给严严围住。男人们挥舞着自己的帽子来吓唬这名代理人骑着的马，而他的办事员则挥动着自己的雨伞来抵御女人们的推挤和驱赶。事件以村民们只能任由地方保安把带头反抗之人关进监狱而告终。这样的镇压提醒人们，作为普通的农民，沉默缄言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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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当时英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众多牺牲者报以深刻的同情，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在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中占有很大比重。但这样的同情，可能会让当时的很多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认为强大的变革力量乃是人类通过自身天赋和能力的使用来提升自我的表现。短期的动荡不可避免，人们关注的只是长远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泰晤士的那个初级律师肯定也持赞成态度，他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服务于社会的改变和前进，当然也同其他地产代理人一样，从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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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时代气息在1800年7月沃本公园举行的年度农业展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3]地主和农民都在展览会上搜寻新事物，彼此交换信息。他们满怀钦佩地伸出手指去试探那些精选出的绵羊身上结实紧致的羊肉和浓厚密实的羊毛，祝贺绵羊的拥有者并跟他们商量引入其品种的各项事宜。18世纪的基因改良不像现在这样会引起人们的担心，而是被看作通过人类自身能力去揭示并利用自然力量的闪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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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和自信洋溢在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人们那顿饕餮晚餐的相互祝酒中。人们唱着“愿成功属于实验”（即科学才能开启农业未来）的祝词，为那些勇敢的创新者、实验的发起人举起手中的红酒和大杯啤酒。他们当中的一位是诺福克郡海岸地区霍尔汉姆府的威廉·科克。科克于1842年以90岁高龄去世，另外一名土地所有者称颂他“一生都在竭尽心力地从有经验、讲科学的农民那里搜集宝贵的知识并无私地加以传播”。这些搜寻到的“伟大的改良措施”令科克欢欣雀跃，也给“整个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价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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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操也激励着其他很多的人。他们欢迎运河、铁路的修建，欢迎任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减少日常开支的设备仪器的投入使用。1817年，《苏格兰人》对之前50年间让棉花生产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各项发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报中讲道：“任何新机器的运用，任何劳动力的配置，都是为了降低商品的价格，或者是让消费者能更加方便地得到商品”。[5]先进的农业让穷人们的餐盘里也有了食物，应用技术与工程让他们的身上也有了棉质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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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中各种试验如火如荼地进行，政府也迎来了它的两大试验，即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体化。这两大政体试验以及引入它们的国家性革命可以说是受到了源自英国本国的智慧和政治传统的启发。美国的反抗者援引的是约翰·洛克的名言，同时也指出，美国东北六州的那些商人、农民、店主和手工艺者中持平等主义观点的人，也都有着来自他们英国祖先的纯正清教徒的血统。1793年，当苏格兰一位名叫托马斯·穆尔的激进分子因为宣扬法国民主政体而遭到审判的时候，托利党最高法院的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引用了孟德斯鸠曾对英国宪制的高度评价来作为现有政体完美性的凭证。而穆尔的支持者也谴责政府对他们的起诉是对英国人民惯有的自由权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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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获知1789年7月发生的那场历史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时的态度，也能很好地印证上述观点。“专制统治终被摧毁，”布里斯托当地的一家报纸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如此评论。巴斯的一家日报也把法国人民的这次反抗描述为“富有远见、坚持不懈，光辉荣耀”的行为。[6]酒馆以及咖啡馆里人们也叽叽喳喳地赞同着，很多人还下结论说，法国是在完成他们迟到了太久的光荣革命。推理不无道理：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和寄生虫似的教会确实应同样被人民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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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平和解决的认识很快就被法国接连发生的事件给否定了。革命党人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将教会以及贵族的财产全部充公。仿佛之前被禁锢了的上帝，终于降临到他们每个人身上，指引着他们径直向前。1792年，革命之火开始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地方，像一把钢刀刺向每个角落。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的阵痛，人们迎来的是一个全新时代的信条——《人权宣言》。在其之后，君主权利只能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之上，而人民之意便是最高法则。从一出生，每个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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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反应从同情和钦佩转到了纯粹的恐惧。而后者在1793年英国同那个共和国开战之后，更是席卷了全国上下。“在所有只同‘自由’和‘美德’为伍的人中，法国人已经成为了无神论者、杀人犯、弑君者以及掠夺者的代名词。”一份爱国报纸如此写到。[7]只有极少数人有所异议，而这一部分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无力。法国，就像她的先行者美国一样，不仅仅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更创造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在他们赶走了君主政体的同时，也驱除了社会阶层这一思想，流畅和公正的社会系统终于建立了起来。在这样的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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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之前亲眼见证了美国大革命的人，确信美国和法国已经找到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幸福公式。他在自己的《人权论》（1791）中解释了上述观点，而这本书仅在两个月中就卖了5万多本。潘恩的书很值得一读，因为他犀利而深刻地道出了读者们切身体会却又难以言表的感受。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和店主的群体，很多都是非国教教徒，因此在法律层面上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外。塞缪尔·班福德的父亲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员。其父亲是卫理公会教徒，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相继当过学校老师、棉纺工人和工厂经理。他把《人权论》当作福音书一样来研究，并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自己的结论。那些朋友中有药剂师、制鞋工人和“兼职纺织工的草药医生”。[8]类似的群体构成了通讯协会的部分网络，其成员用法国人的方式来互称对方为“公民”。1793年一次爱丁堡“会谈”的参会公民代表，分别就是几个纺织工人、几个制鞋工人、一个裁缝、一个教师、一个书商的记账员，以及一个“剑术和拳击教师”。[9]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可能会启动一场暴力革命，但是大部分都更偏向于思想的而非武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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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给他们提供了对敌“炮弹”。他诊断出旧秩序的症结，开出了既有治疗药物又含兴奋药剂的处方。国王、贵族阶层以及他们的买单者、谄媚者都是啃食国家财富的寄生虫，因此都得加以驱逐。由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体制也必须清除掉。这样，人们就能够真正享有自由、幸福，变得更加富有，如同美国和法国人民一样。后来的激进派和改良派也利用了潘恩对贵族阶级好吃懒做寄生虫形象的描述。1816年威廉·科贝特就将美国一个官员的微薄工资同英国闲职人员以及贵族大臣的巨额收入加以对比。[10]1831年的一份改革宣传单上列出了吞吃纳税人钱的蛀虫名单，并拿他们收钱的名义大开了一番玩笑。每年的津贴为一万英镑的德拉梅尔勋爵被描述为“乔治四世的砂罐伴侣”。[11]对国家税收如此挥霍，大大激怒了勤劳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的穷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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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士们却在潘恩施行民主制度、废掉旧层级秩序的呐喊中踌躇止步了。潘恩宣称，革命能够发挥出个人的真正天赋，即那些曾经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人的真正才能。这让地位卑微而又聪明睿智之人，尤其是可能成为第二个罗伯斯庇尔的人非常受用。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政治层级应该同社会实情相一致的人来说，这确实有些不好接受。“我情愿要一个由这个国家富有、聪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的立法机构，也不要半个由那些连自己店面都没有的补鞋匠或者药剂师组成的‘激进派理事会’，”一名托利党乡绅在1820年如是说。回想起法国二三十年前的样子，他又接着宣称，现存体制的任何变动都无疑会招来那些“不守法纪、不讲道义、凶悍残忍、对神灵亵渎不敬的暴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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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和关于已经占领了法国的那些“暴民”的漫天不实报道，使得潘恩的绝大部分追随者离他而去，当然也就是对他的政体改革思想越离越远。两个结伴而来的侵袭势力（法国已经宣告要把革命之火引到英国的土地之上），再加上由不断减少的潘恩的支持者带来的颠覆恐惧，自1793年开始，便严实地笼罩了整个国家。其间有两次最紧张的时刻：1797年，有两个战舰发生叛变（其中在诺尔的那艘战舰还建立了一个名称不太吉利的“漂流共和国”）；1798年，爱尔兰又发生了一次由法国军队撑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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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插曲以及不断爆发的地方性骚乱（几乎都是由于食物短缺），让社会上层和中层人士开始紧张不安。在那个停泊于泰晤士河河口的漂流共和国的威胁下，伦敦的商人船主，还有各保险公司立刻联合筹集了一笔基金，来奖励任何能够有效煽动内讧、聪明识时务又忠心为国家的水手。其他的伦敦人则涌入了志愿者的大军，其中一支队伍还声称他们的成员能够誓死保卫这个城市的“安宁”以及居民们的所有财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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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火显然已经烧到了家门口，伦敦市民能够预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报纸上已经载满了关于法国雅各宾派和热月党派恐怖分子的报道。打印店里堆满了漫画传单，其中一些也形象地再现了法国无政府混乱状态遍布伦敦街头的情景，向人们警示外部侵略和内部叛乱或者两者同时发生的最终结果。比利·皮特的政府对此颇为满意。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首先赢得了胜利，让英国人开始相信自己的生活安定和财产安全完全依赖于一个稳定、富有、敬畏上帝的国家，依赖于自身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古以来的民族自由。非国教徒们招致了嘲笑、威胁，甚至在一些临时法规出台之后遭到起诉。政府的高压政策之外，还另有一些非官方的手段加以补充。1791年底，成立了“抵制共和党和平等主义者维护自由和财产组织”，也给“平等主义者”提供了为国捐款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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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们做了不少事情，并且做得特别起劲。曼彻斯特的雅各宾派人士想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当天大摆筵席的消息，立刻引来了一份新传单的漫天散布。这份传单鼓动“真正的”英国人去拆除掉那些人头顶上的房梁瓦片，因为“任何在那儿聚餐的人的大脑，应该只有砖瓦和泥灰才能给以治疗”。当地的酒馆老板自然也不敢接待这样的聚餐。当那些准革命者挑衅地宣称要为驻扎在佛兰德的法国军队筹集资金的时候，两百名曼彻斯特酒馆老板公开声明，他们“对如此邪恶可憎的做法实在厌恶至极”，并拒绝任何一个“卑劣的组织”踏入他们的酒馆一步。[14]这也是明智的自我防范之举，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营业执照是由当地政府官员授予的，而这些人必然都是最顽固的爱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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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1794年担任巴斯市长的哈林顿医生，就致力于搜剿反动言行者，他总是唱着如下的祝酒词来庆祝自己的每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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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危害国家的恶棍最终都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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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在他们脖子上的是法律的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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