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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75 强制性的手段确实能起一定作用,但更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将工人阶级的充沛精力和热情引到可以对观赛者进行密切监管的比赛中。人们开始探索如何为工人阶级提供刺激和休闲而不会因为党派偏见引发暴力事件,于是现代大众体育运动的雏形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足球协会和橄榄球联盟对俱乐部联合会进行了监管,并为能够严格遵守比赛规则的球队组织比赛。球赛的掌控权完全在中产阶级手中:1888—1915年间,大约有85%的足球俱乐部经理是中产阶级人士。[14]这其实也不难想到,因为足球运动蕴藏着非常好的商机,能够加大啤酒的销售量(类似“观众更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观看比赛”的论点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能够卖出更多的报纸,而且截至90年代初期就已经让那些提供“球赛特惠”车票的铁路公司赚足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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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77 昔日的狂热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但是依然没有质的改变。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足球观众会向运动员投掷东西,在赛前、赛后以及比赛之中相互论战一番,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辱骂裁判。1886年那场由小希思对阵西布罗姆维奇的英格兰足球杯半决赛上,“一群肮脏的下等家伙”就朝着客场球迷投掷雪球,进而挑起了球场骚乱,挑起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战斗。[15]这样的失控情况既典型又是家常便饭。作为一种提升社会秩序的尝试,大众体育运动的效果实在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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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79 这是中产阶级在前进过程中遭遇的挫败和退步。但是其超常的自信心,使得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只为打造一个顺服的、理智的、敬神且不再乖戾的工人阶级,让他们能够很好地融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物质上的焕然一新有助于人在精神上的提高。1892年,一个公共澡堂的建立广受赞誉,被描述为一种“权利阶层为了提高大众素质、激励其进一步自我改善愿望的有效举措”,“让一个习惯肮脏的人变得干净起来也就是在其内心深处注入了一种想要从长久的肮脏和污秽中脱身出来的愿望”。[16]有节制的饮酒、基本的习字脱盲以及勤俭节约也同样能够带来奇效。1898年的《泰晤士报》还提到运动场、游乐场、公园以及其他的开放性空间能够大大减少暴力和流氓行为,尽管报纸本身更加看好的是严厉的强制性手段——“经过对待暴力和骚乱毫不留情的长官们的调教和管束”,那些少年痞子们很快就不会再是“社会的害群之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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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81 预防性的救助手段向来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1879年北安普顿郡学校委员会的一行人去考察牛津技工学校的原因。很多“社会糟粕(即小偷和妓女)”的小孩儿在那里接受教育和培训,以便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前去参观的人们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那些“本来长大后一定会隶属于危险的犯罪阶级(一种含蓄而心照不宣的表达)的小孩,被一步步引离了邪恶与犯罪的道路”。“防止他们堕落总要比等他们堕落了再加以惩罚要好得多”[18]——这句话是专门救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的口头禅。沙夫茨伯里勋爵和巴纳多博士都提醒中产阶级捐助者,他们的捐款能有效防止“危险阶级分子”的进一步增多。[19]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爱丁堡分会的财务主管在年度会议上做了报告,说当前社会正在有效阻止贫穷的孩子朝“犯罪阶级”的方向发展。格拉斯哥的会员们则听说了两个志愿者及时拯救一个13岁小女孩的事迹。那两个志愿者看到小女孩跟两个妓女在一起,就直接把她带走并送去了某个技工学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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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83 而许多依然被放任自流的小孩和依然饥肠辘辘的穷人们则很容易演变成中产阶级想象中的那个魔鬼,即那个杀人如麻残忍至极的冷血强盗。这种颇具威胁性的形象最先在1862年的《潘趣》杂志中出现,当时伦敦正在遭受一连串的行凶抢劫事件的威胁。抢劫团伙被称作“绞杀者”,他们专门对体面的人下手,作案地点甚至包括了声名显赫的伦敦西区。杂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强盗形象,强盗的身上别着短棒、小刀和手枪,有着猿的容貌特点并顶着囚犯那样的光头。另外,漫画作者也描绘了中产阶级恐惧不安地举着枪支、手杖和棍棒,需结伴而行才敢出门的草木皆兵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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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85 如果原本只在四下里潜伏着的劫匪和盗贼成千上万地聚集到一起,他们就会成为一群暴徒。其惊人的破坏力在1871年春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出的插画描绘了“平和体面的巴黎人民”拼命地想要逃离他们城市的景象,以及巴黎公社成员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邋遢样子。“秩序、法律、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被那些暴民们践踏在脚下”,期刊如此宣称,还特别提及了那些“恶劣如男人一般的女性暴徒”。同样的情形是否也会在英国发生?悲观主义的《星期六评论》称其发现了法国暴民同英国暴民的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还只是“一无是处的讨厌之人的杂乱集合”,还没有同警察进行对抗的本意。而法国暴乱者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的驱使下为非作歹。不过对于这本杂志的中产阶级读者来说,这一点不同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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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87 中产阶级在保护自身安全以及个人财产上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在早期,就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家中常备着装满了弹药的枪支,以随时抵御不速之客的登门造访。1854年9月,在遭到300名爱尔兰挖土工人的公然洗劫之后,中产阶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这些来自劳德的中产阶级男子携带着枪支攻击了那些工人的营地并朝他们开了火。不过那一次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有关当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22]如果他们有所阻拦,这些自发的治安维持者则肯定会以“警方人手不足”作为他们行动的借口。不过即使后来警察的人数和行动效率都有所提高之后,中产阶级仍坚持自己有权持有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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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89 “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一名国会议员在1893年如此厉声诘问。当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引入一项收紧过于宽松的枪支授权体系的法案。但提案遭到了议院的一致反对,因此法案最终未能通过。[23]就在头一年,被逮捕的窃贼里就有31人携带了手枪;而到了1897年的伦敦克勒肯威尔街头,依然横行着持有廉价左轮手枪的年轻人组成的“手枪党”。他们的一次随意性开枪,还射死了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24]1902年,格拉斯哥的一名警察也被持枪的歹徒所伤,而歹徒使用的手枪是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的住宅中盗窃得来的。手枪的原主人是一个寡妇,她一直把枪放置于自己的床边。[25]当时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可以轻易买到左轮手枪,1896年的一家百货公司就在其宣传册里表示提供三英镑一支的韦伯来左轮枪。不过,以英国当时的枪支数量来看,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涉枪案件数量如此之少,倒真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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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91 通过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也能购买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即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都是致力于救助贫困人群以及帮助有心向善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男女老少达成心愿。慈善机构提供了资金流动渠道,使得富人们的捐款能够到达穷人的手中。1851—1898年,圣马可的奥德利广场的教堂集会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就一共筹集了50万英镑用于在当地修建主日学校、青少年俱乐部、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馆。新建的这些场馆设施,主要是提供给居住在格罗夫纳广场后面的贫民窟的穷人们。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教区牧师约瑟夫·艾雅,他的敬业和正直以及他“个人的风度和文雅的举止”赢得了“社会精英们”的敬意和赞誉。[26]从全国范围来看,由慈善机构筹集并配发的善款在1900年共计有650万英镑,而到了1913年则增加到了86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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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93 中产阶级的慈善动机从古至今都是一成不变的。从纯粹的个人层面上来看,人们会得到一种布里斯托尔见义勇为者协会的人们所称的“由为善的意识激发出的美妙情感”,而且更基础的本能和天性也会得到满足。1858年,有位牧师厉声谴责了一位捐助者的言行,因为那人听到募捐请求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给我看看你们的捐助者名单,这份名单最终会不会公布于众?”[27]慈善机构给势利小人提供了同著名人士“相提并论”的机会,那些人通常都是委员会的要人,他们的名字也几乎都在捐助者名单前列。年度聚会和筹款活动也是同贵族甚至是皇室成员打上交道的好机会,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攀到高位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小的诱惑。而能够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在许多商业人士看来,几乎就是“成功抵达高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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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95 有一些人会要求在名单中抹去自己的名字。“最纯粹的慈善之举不仅要求施予者不求回报,更要求他们‘做了好事不留名’”,一位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发言人在协会1845年的一次会议上如此说。[28]慈善机构有时还会规劝人们将自己的善举看成是某种投资行为。19世纪70年代,各个禁酒组织对制造商们进行游说,称他们的捐助其实有助于降低工人的工资要求:如果工人们都停止了喝酒,那就能剩下更多的钱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进而也就没有更高的工资需求了。[29]带有冲击力的战略战术也能有效打开人们的支票簿和钱包。1903年,沙利耶医生向霍尔本教区协会的会员们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在附近街头游荡的妓女们的悲惨生活。听众们为其生动的“白种奴隶”的描述所震撼,有名男子当即就捐出了100英镑。集会结束前,男子又保证说还会捐出另外的20英镑来救助这些女孩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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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97 给予那些迷失之人以关爱、让贫穷之人的苦难有所减轻向来是基督徒的职责所在。同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在其所生活的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善良与邪恶是并存的。在深度和广度上,后者常常强大到难以战胜,但又并非完全不可战胜。然而,当其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却又是惊人的隐忍退缩。有一些罪行如果放到今天,一定会激起社会的轩然大波,在我们进行民族自省的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痛苦。而当时的人们却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淡漠。1861年,兰开夏郡的两名8岁男孩因为杀害了一个两岁的幼童而被判刑。他们先是诱拐走那个幼童,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对其进行了一番殴打,最后将他溺死在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此案同1993年震惊英伦的詹姆斯·巴尔哲谋杀案如出一辙,但当时的公众和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他们相当平静。法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也没能受到任何教育”,是因为野蛮的体育运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才导致了良知的丧失,最终只判处他们在少管所服刑5年,接受改造。[31]那起案件既证明了那个已经开化的基督教国家依然还未彻底根除荒蛮与邪恶,同时也鞭策人们从思想上解放那些依然深陷罪恶泥沼的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让他们即使杀了人也认识不到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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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599 洗去邪恶的关键是要对上帝保有真切的认知。1841年,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抢劫了父亲而被关押在班布里监狱服刑。女孩在狱中承认自己曾经上过主日学校,但她却对“上帝”、“基督”、“亚当”、“夏娃”等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那些“恶人”最终会下地狱。从这一点就基本能看出她所受的教育是何种性质的了。一个福音派的监狱访问者被她的情形打动,于是决定指引她如何赎罪如何求得宽恕。[32]慈善机构发布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拯救灵魂让人一心向上帝的动人故事,即使是斯托克波特的那两个犯下杀人罪的小男孩也能真正认识到上帝并听从他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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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01 救赎和重生似乎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选择了同邪恶为伍,那么他最终一定会尝到无异于被社会彻底放逐的恶果,这便是约瑟芬·巴特勒(1835—1906)一直以来的信念。约瑟芬的丈夫是一位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兼牧师,她本人则是把自己的中年时光完全花在了废除《传染病防治法》的奔走呼吁上。《传染病防治法》强迫驻军城镇和海军港口的妓女接受定期的医疗检查。同广大参与了“问题穷人”的净化和拯救工作的中产阶级基督徒一样,约瑟芬也坚信“对上帝子民的自由意志、选择权和责任感的剥夺”乃是“人世间最大的犯罪”。即使是那些最邪恶最堕落的人,对其选择权的废除既是对人性的否定也是对自由意志教义的背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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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03 如果错误的选择会导致进一步的痛苦,那就由他去吧。187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次巴特勒夫人的后援会上,有位医生的讲话让听众们大为震惊。那个医生说:“不考虑任何道德因素一心为患者减轻痛苦,乃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34]这个医生还当众质疑了现场听众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谓的“遭受痛苦”,比如说感染了性病,是因为患者自己选择了滥交不注意洁身自好才会有此下场;再比如那些酗酒的人,如果他们感染了天花,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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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05 由此看来,想要取得成效,慈善机构就必须使接受捐助的人真正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而这首先要求他们要接受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精髓——自助。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受助者实现自立或者正努力实现自立的证据,那么机构本身就能建立很好的公众形象,而他们也正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和捐助人。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浪费在了好吃懒做、屡教不改的人身上。因此,除了小孩、老人和残疾体弱人士,慈善机构会尽力按照《济贫法》的原则,只对那些有望变好或者仅仅是一时落难的人提供救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那些人对救助依赖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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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07 淘汰掉那些好逸恶劳、好占便宜的申请人是慈善组织协会的首要目标之一。该协会成立于1869年,负责伦敦地区的基金筹集和分配。捐助者每年捐出一个几尼,并且深信每一几尼都会花在该花的地方,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努力“把不求上进的人从受助者的队伍中剔除,让善款都能流到值得帮助的人手中”。在实际操作中,便是向那些表现出自救决心的人提供贷款。当其他慈善机构专注于减少“危险阶级”人数以保证中产阶级安全的时候,慈善组织协会则在尽心竭力地引导那些人走向节俭、自律和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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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09 对申请捐助者进行资格审核是协会支部志愿者的工作。通过一番问话和暗中调查,他们便能将“值得捐助的”同“不值得捐助的”穷人区分开来。1877年,在旺兹沃思“值得捐助”的人中,有个以贴小广告和递送邮件为生的50多岁的人,他向协会提交了10英镑的贷款申请以用于购置一匹马。这个人有12个孩子要养活,每周的工作收入为1英镑50先令,协会也查到他是个“勤劳工作踏实可靠的老实人”。他的三个已经工作的儿子们借了2英镑给他,剩下的8英镑协会就直接贷给他了,而他最后也都全部还清了。这是一个体现了中产阶级精神里的互相帮助、勤俭节省和积极进取的典型事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因顿的一个锯末烘干工人。此人嗜酒成性,想借2英镑来买一头驴子。他分明已经借到了这些钱,竟然还跟慈善救助协会索要2英镑的贷款。当然,这样的乞讨骗子是绝对得不到协会一分一厘的资助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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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11 救生的绳索只会抛给那些积极自救的人。1891年关于收容伦敦“失足女性”的救世军青年旅社的报道,就强调了这些女性正努力通过重塑自尊来克服自己的堕落,而这样的自尊也是促使她们最终走上工作岗位顺利回归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干净整洁的外表至关重要,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之前提到的公共澡堂的存在价值。“在社会底层以及接近底层的地方,脏乱不堪同邪恶和犯罪总是相伴相随的,就好像有花就一定会结出浆果一样。”一个衣着讲究的巡查楼层宿舍的老太太如此比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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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13 这名老太太是众多中产阶级女性慈善者中的一员。这些女性将个人的热情、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了“拯救卖淫女”这项慈善事业上,认为这是最适合由她们来做的善事。这一任务的神圣性,早在耶稣当初为抹大拉的玛丽亚驱除其体内恶灵的时候便已确立;而现在,女性自然就是承担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1855年,成立剑桥妇女使命团的那些大学男青年就特地聘用了一名女子来完成同妓女们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可能有受到诱惑”的危险性。[37]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情况相反,中产阶级对那些淫秽下流勾当的了解其实并不算少。维多利亚时期在男女之事上谨小慎微还没有延伸到对卖淫嫖娼话题的避讳上,因此关于这类事情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以及慈善机构的各种宣传资料中都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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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15 由此而获得的认知,再加上每天在城市街头目睹的一切,使得伯明翰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开始不停地奔走于妓院、监狱和法院之间,以拯救尽可能多的妓女为目标而积极活动。19世纪80年代,有个总是装扮十分优雅的哈洛斯夫人(她认为从事慈善活动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穿着)经常趁着正午过后妓院比较清净没什么客人时,前去拜访那些女孩并和她们喝茶聊天。同她们聊天的主要是当下一些流行的话题,因为哈洛斯夫人担心宗教性的劝诫可能会使得彼此间的距离有所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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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17 哈洛斯夫人还会邀请下午茶聊伴中在思想上还留有一丝纯真的女孩到自己家中做客。如果她们希望同过去的那个自我断绝关系,还会被带到当地的悔改院去“改过自新”。[38]在那里,曾经以卖淫为生的女子开始接受各种家务技能的培训,为以后能够从事家庭佣人的工作而做准备。所有致力于救助或者改造世人的慈善机构,都会以最终从事了正当职业的受助者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成功与否。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在爱丁堡默里菲尔德设立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便教导男孩子们说,“当兵是一件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男孩们的参军意向还会在协会安排的管乐队的演奏中进一步得到鼓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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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19 曾经的伯明翰妓女们开始参加圣经学习班,进行缝纫学习,还接受了闲适安静的中产阶级休闲方式的熏陶。她们参加了一些关于外国传教机构的讲座,观看了相关的幻灯片展示,一起玩室内游戏,欣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还会去博物馆甚至乡村游览。如果一群从良的女子先是和某位律师的太太饮茶,随后又同这位律师太太一起去当地的美术画廊赏画,那就更加体现了个人善行和市政仁爱的完美结合。圣公会的一些女教友还为伦敦的“工厂女孩”提供了非常体面的休闲方式(能够给予女孩精神鼓舞),即,为她们组织郊区或者海边的度假游。圣公会的这个慈善团体成立于1888年,成员们期望那些女孩能够自己支付一部分路费,尽管很多时候还得为她们提供靴子、衣服,甚至是“晚礼服——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奢侈之物”。成员们非常满意地发现,城市女孩们在郊区小路或者海边散步的时候,也都自觉避免穿着那些太过“华丽显眼”的衣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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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21 得知有些女孩睡觉的时候只穿内裤甚至赤条条什么都不穿,农村教区牧师的妻子们无比震惊。不论慈善工作到底收效如何,至少让中产阶级能够对工人阶级中最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慈善机构大力倡导个人走访,认为这样的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富裕者和贫困者之间的距离。跨越社会阶层的鸿沟,对于那些生活讲究爱挑剔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贫穷通常散发着恶臭。“那些平房里的气味,真是让人又害怕又恶心,”埃德蒙·戈斯在他那段关于同父亲一起走访穷人的回忆文字中如此写道。另一个来自诺丁山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在晚年时回忆说,在19世纪80年代她访问贫困儿童游乐中心之后,那里的臭味即使过了好几天也还残留在当时穿去的衣服上。劳伦斯·琼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90年代,父亲每年都会在自家庄园招待一次济贫院的男孩。他说从那些男孩身上散发出的混杂了“灯芯绒裤子和汗水”的强烈气味,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终生记忆。[41]中产阶级总是把济贫院之类的机构修建在公共澡堂附近,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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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2623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值得尊敬的外界人士开始顶着那些恶臭,向贫困者伸出援助之手。到穷人家里慰问的政府人员和社会义工不断增加,给穷人们不断送去礼物、鼓励和劝诫。政府官员包括负责学校出勤情况和学生健康情况的官员们,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人只要发现哪里有没被送去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就会报告给当地警察,并督促警方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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