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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不久出现的社会紧张是由于严重的经济混乱所导致的后果。战时系统被匆忙地解除，交通和煤矿重新私有化，当政府试图脱离直接管理劳资关系时，一定程度地放任自由主义重新出现。原有的秩序难以得到恢复，国家进入了1921年的萧条期，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雇主认为想要夺回原来的市场就必须降低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政府努力削减公共开支以偿还战时欠下的债务，而不愿意资助受到打击的行业。根据1920年的就业法案，国家不得不支付失业金，这是新的、突然冒出来的开支，导致国库财源大量流失。1921—1931年期间，一个人每周的失业金从1英镑下降到15先令3便士，但如此节流还是不够，政府只好借债1.15亿英镑来支付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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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处于窘困状态。在战争期间，工资水平超过生活成本，1920年之后两者的差距缩小。失业者的情况更糟，因为失业金下降，政府缺乏现金，只好采用各种严格手段减少福利支出。1934年之后规定有所放松，但是5年后，《图片邮报》的一篇家庭预算分析文章揭示，一个失业的男人、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每周的生活支出是52先令，比他的失业金还多5先令，这家人只能通过压缩燃料和食物预算来支付其他费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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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危言耸听的政治家和标题新闻作家所认为的，两次大战之间发生了阶级战争，那么工人阶级就是失败者。总罢工失败了——既从权力伸张角度来看也从防止矿工工资下降角度来看，工党完全无法解决1931年的金融和失业危机。工人阶级的挫败和怨恨迁怒于保守党和它的中产阶级支持者。1920年北安普顿选举时，政府候选人指责工党竞争者，说他“宣扬阶级仇恨和阶级战争”，以及“煽动最穷的人对抗富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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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明显的被感知的不公正激起了社会仇视。工资、战争伤残金和失业救济金被削减，而与此同时政府支付巨额资金奖励那些打了败仗而不关心他人生活的将军。劳埃德·乔治把爵位卖给任何出得起钱的人，包括在战争期间把肉类包装企业卖给阿根廷的百万富翁威廉·维斯蒂爵士。[15]对富人慷慨，对穷人吝啬：总罢工开始前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纳税人联盟谴责说，劳工局“穷人救济金的行政管理极高”，它还对失业金额外收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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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怨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不论司机是否听从政府劝告，向乘客提供升降机，汽车在大罢工期间成为最受追捧的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球都由米德尔塞克斯的自耕农投掷，当客人抵达酒店时被人喝了倒彩。[1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官们发现工人阶级士兵为他们人生中每一件错误事件——从绥靖政策至失业——而谴责保守党[18]。军事当局知道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爱国和听从上级指示，他们的抱怨必须留意，因为这些抱怨根源于社会仇视。两次大战期间只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挫折感和酸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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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后劳动力安置和世纪中叶的繁荣都没有驱除这些仇视。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有的阶级都想要自己的收入跑赢通货膨胀，所有的阶级都想从国家这个不断缩小的大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老的怨恨再次浮现。社会摩擦出现，这可以与两次大战期间的状况进行对比。1972年2月一位记者在访问了威尔士矿工村之后说，“有时让人觉得1926年好像是昨天”，整个社区都支持罢工，而且准备“血战到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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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战争的夸大言辞在下议院再次出现，极左派议员埃里克·赫弗把爱德华·希思想要实施工资管制的努力描述为“阶级立法”。威尔士矿工的儿子尼尔·金诺克，声称这是“一个为资本家谋利的资本家政府”，并提醒下议院，在他的父辈时代，其一脉相承的前身是如何迫使罢工者屈服的。[20]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出现了乱哄哄的兴奋情绪，他们在学术界大肆活动。[21]有一些人怀疑资本主义的最终结局是否就要到来，《新政治家》声称，“英国还没有处于革命状态中”，但是“某些迹象似乎显示它就要出现了”。[22]与1926年一样，内务大臣即将启动紧急权力法，并承诺将派遣军队“维持关键性的服务”。一位工党议员则大声警告，服务人员可能不会听从政府，因为他们以前是工会会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现在还是会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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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没有被动员起来，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几个退休的将军试图组织志愿者团体，并采用与1926年相同的方法来对付罢工者，但应征者很少，郊区居民不愿与朗达对抗。相反，中产阶级对矿工们表示同情，一项公众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罢工的中产阶级比例为2∶1，即多数支持罢工，这之后《每日电讯》的一幅卡通画显示了希思给一条狗挂上标签——对矿工领袖的“公共意见”，结果他自己被狗给咬了。[24]大多保守派的媒体像《每日邮报》一样，反映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看法，矿工“从事无休止的危险工作但获得工资太低”，他们的工作值得付给更高的报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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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说，多付矿工一点工资并不会让中产阶级损失多少好处。希思政府工资管理制度已经降低了收入所得税，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超过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优惠。1970—1974年期间，体力工人的周薪平均增长了17％，而非体力工人则增长了23％。[26]1972年的拉闸限电让一些中产阶级极其愤怒。一个达拉姆的矿工在纽基度假时被一个女人骚扰，她用她的雨伞打他，因为“我拉了她的电闸”，他回答说，“你这个傻老娘们儿，我自己的电闸也给关了”，结果她还用伞打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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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讨论关于阶级战争和革命即将爆发只是极左派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不断蔓延的罢工并不是资本主义将要崩溃的前奏，而是资本主义变形的副产品。50年代以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英国企业的结构和文化需要根本的改变，当时一位美国管理顾问就严厉地指责英国企业的惰性和浪费。有一大部分劳动力“处于严重开工不足的状态，他们不被需要但还要为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付优厚的报酬”。在高失业率和大量衰退产业被丢弃的时期，要实现重组和再生只能保留这些大量的冗员。[28]在希思掌权的最初两年，他曾经试探性采取了大规模地产业现代化步骤，但因他实行控制工资增长而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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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思的政策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想要国家来规范劳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充分的自由可以拯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拯救的关键，但这又涉及要废除工会所珍惜的东西。在取消关店时间规定、限制性惯例和固定的茶歇等事务上——这些都被认为影响了效率——有过一些争斗。基于以往的集体历史记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阶级的成分。中年和老年的工会领导人以及商店店员们——他们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遭遇了新的对手，那就是中产阶级技术专家。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专业性的管理者、咨询顾问、会计师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许多人来自美国和日本，他们决定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实践。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有利于他们的实践，这就如同30年代一样，左派分子把这看成是强迫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业革命初期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工人们被比作为卢德派分子，或自我毁灭的旅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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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和效率新标准的认定有助于弱化原有的政治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共识是对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回应，麦克唐纳德和鲍德温在他们执政时期尽其所能地促进阶级和解。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新掌权后，手执鲍德温式的烟斗，他把自己比作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像一个慈祥的家庭医生一样打算医治国家的弊病。1979年撒切尔夫人大选获胜后，她承诺她的目标是阿西尼斯城的圣弗朗西斯所倡导的东西，“哪里有分歧，我们就要使哪里和谐”，这样的自负的确适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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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otsman，3 May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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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ctator，16 Februar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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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orey，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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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rning Post，25 and 30 January，3 February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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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ily Graphic，15，16，17，18，20 and 21 October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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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aturday Review，9 November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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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otsman，3 May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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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pectator，8 May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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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ill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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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lorey，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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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cotsman，6，7，10 and 11 May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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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lorey，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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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icture Post，21 January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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