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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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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再抱有幻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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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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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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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着什么，谁在操控着一切，自己将被带往何方。没有任何报纸给他相应的背景报道，帮他把握这些；也没有任何学校教他如何想象这些；他的理想通常与这些事务无法契合；他发现，聆听演说、发表观点、前往投票，都不能让他获得驾驭这些事务的能力。他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搞不懂、不辨方向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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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冰冷的现实体验，终于让他明白，理论上他所拥有的主宰权只是一个虚幻，实际上他根本无法主宰。他审视自己以及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碌碌无为，比较自己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与民主理论中自己应该产生的影响，他不得不承认，“主宰权”对他而言，就像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在俾斯麦（Bismarck）眼中，“远看似乎存在，可事实上什么都不是”(1)。在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中，比如政治竞选演说中，他听到自己和其他三亿民众被比喻成智慧、力量和正义的源泉，被誉为政治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他心中残存的判断力对此无法接受。他无法始终扮演一只光彩夺目、情绪饱满的公鸡，因为那必须每天早起叫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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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普通公民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便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能再用为社会服务、尽公民义务来说服他，也不能在他面前挥舞一面旗帜，更不能派一个男孩跟着他，监督他去投票。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样子。他被戏弄了太多次，面对着身边光怪陆离的事情、耳边恶意的嘲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泡沫翻腾、香气散逸，他与《琐事》（Trivia）的作者对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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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其中的一个人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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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断’，另一个人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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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一个不妥协的女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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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被这些叫喊搞得极为兴奋，难道它们不是治愈我们所有疾病的良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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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我随之嚷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变体’、‘头韵’、‘淹没’、‘鞭打’、‘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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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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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体人民参与政治事务。然而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与投票，甚至在大选年里也是如此(3)。1924年的竞选活动中，动用了一些特别的手段，才使选民数量有所增加。选民的消极使得宪法、国家、政党体系、总统更迭、私有制，所有这些都被诟病。如果参选的选民人数不够多，则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便满天飞：某一政党被预言为将被赤色毁灭，另一个被黑色腐败吞没，还有的将沦为暴政、帝国主义等。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半选民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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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过去喜欢以“选举”为题撰写文章，而今他们转而研究“弃权”问题了。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梅里亚姆（Merriam）教授和戈斯内尔（Gosnell）先生针对1923年芝加哥市长选举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4)，研究为什么140万拥有选举资格的公民只有90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而在登记的选民中只有72.3万人最终参与了投票。数千人接受了他们的调查采访。30％的弃权者的理由，至少是他们声称的理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生病了，在外地，家中有孩子或病人需要照料，没有符合法律要求的住所，等等。而另外70％的弃权者，约50万自由而至高无上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却连借口都懒得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投票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要工作，投票站很拥挤，去投票点不方便，不愿意透露年龄，不赞成妇女拥有选举权，丈夫反对，认为政治腐败、选举腐败，他们害怕投票，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投票。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坦言，他们完全不关心投票这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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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赖斯（Bryce）认为：“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至高无上的人民意愿的表达……是通过相当规模数量的注册选民投票来实现的。”(5)毫无疑问，洛厄尔（Lowell）关于瑞士选民主动性的研究表明，美国选民的冷漠并非孤立的现象(6)。事实上，欧洲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很久以前就摒弃了民众集体主导公共事务的观念。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断言：“多数永远不能实现自治”(7)，他还赞成并引用瑞典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Gustaf F．Steffen）的话说，“即使革命成功，政治生活中仍将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米歇尔斯是一位颇具洞见的政治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反对党的获胜，意味着“嫉妒转变为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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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表达觉醒的方式没有任何新意，就是根本不去投票，或者只投给名字列在选票上端的那位候选人，或者选举初期就不参与，不听演讲，不读文件，他还有一长串可被指责的罪过。我不想进一步指责他，我对他怀有同情，因为我相信他被赋予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被要求去实现无法实现的理想。虽然公共事务是我关注的焦点，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去做民主理论希望我做的事，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去探究到底在发生什么，没有时间为自治社会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给出有价值的答案。我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人，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政治理论研究者，谁能够离至高无上的理想公民哪怕近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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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菲利蒲·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第二帝国》（The Seco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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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更多琐事》（More Trivia），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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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西蒙·米歇雷特（Simon Michelet）：《弃权者》（Stay-at-Home Vote and Absentee Voters），“全国拒绝投票俱乐部”（the National Get Out the Vote Club）的一本小册子；此外，施莱辛格（A．M．Schlesinger）和埃里克森（E．M．Erickson）合作撰写的《消失的投票者》（“The Vanishing Voter”），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1924年10月15日。自1865年到1920年，选民投票率由83％—51％降到了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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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哈维·富特·戈斯内尔（Harvey Foote Gosnell）：《不投票：原因及控制方法》（Non-Voting：Causes and Methods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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