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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牛津大学的瑞典研究生克里斯蒂安·维格斯特朗（Christian Wigstrom）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我们决定试一试。我们打算模拟非殖民化的过程，想象如果非洲大陆上产生的国家比现实中少会是什么结果。我们没有划定新的国家疆域，而是逐渐地把原有的国境线擦掉。先是把非洲国家一对儿一对儿地合并，一直这么合并下去，直到我们圆了在政治上统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梦想。你可以认为我们这么做社会科学研究是丧心病狂，竟然试图对国家扮演上帝的角色。你也可以认为这种思路有利于鼓励非洲内部的政治力量打破殖民时期强加给他们的支离破碎的版图，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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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型最激动人心的成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模拟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原则来指导国家合并的顺序。例如，肯尼亚应该先和乌干达还是和坦桑尼亚合并？我们决定这个指导标准是合并后国家的风险最小化。所以，我们要找出族裔成分相近的国家。这个模型实际上是族裔成分最近的国家之间的虚拟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前殖民帝国的边境线往往从同一族群的村落中穿过，有时可以把小国合并为大国而不增加族群数量。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合并后的国家会更安全，它们能够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而无需担心更大的多元性带来的麻烦。我们还发现，新国家的边境线的走向，似乎是在规模与多元性之间权衡利弊的结果。在族裔特别多元的地区，国家也特别小。正是这些又小又多元的国家面临着最大的内部安全问题。当虚拟的合并国家逐渐确定时，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我和安珂、多米尼克一同搭建的模型来估计它们的暴力冲突风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大致回答这个问题：从安全的角度来看，非殖民化在形成国家的决策上犯了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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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项离经叛道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但目前看来，非洲众多的族群本来可以合并成7个大国，而且每个国家的族裔多元性并不会有显著的增加。根据我们的研究，七国鼎立的非洲大陆会比现在的非洲安全得多。然而，把7个国家合为一体形成一个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又会因为族裔多元性的增加而风险陡增，代价过高。所以，也许非洲团结一体的目标，最好通过强化亚地区组织的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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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最底层10亿人的主权国家之间合作很难，合并国家这种激进的方案又不可行，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比地区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国际合作来提供缺失的公共品。那些因为不讲规则的选举竞争而深受损害的国家急需问责制，而问责制只能从别处来。更确切地说，由于合法性和激励的问题，问责制的提供方必须由本身已经建立有效问责制的国家组成。我们又撞上了国家主权的砖墙，这道墙还被把津巴布韦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的那种思维加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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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向认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在国际上没有力量。它们认为自己是与他们作对的现有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在获得反殖民斗争的胜利之后，它们觉得自己仍然受到列强的凌辱。我认为这种“受害者—恶霸”（victim-bully）的描绘非常混淆视听、误国误民。它掩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政府不是没有主权，而是拥有太多的主权。有这么一批读者，我最希望他们能看到《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在他们厌弃本书之前，请让我强调，我不是殖民主义的辩护人，我也绝对不希望以任何形式恢复殖民主义。我想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它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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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反例。美国是在移民潮中由各族裔迅速组成的国家。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资历已经很老。美国人共享的不仅是同一个民族国家认同，还有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他们共同建立并维护一件公共品——权力制衡机制，所以政府是高度透明的。美国也是热衷扩张的，所以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版图以及国家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历史悠久，但是它们现在的国家很年轻。这些国家往往太小，无法获得安全的规模经济，力不从心地维持着国内的稳定。也因为它们建国时间不长，很难打造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认同，不足以抗衡古老的族裔和宗教认同。所以，这些国家虽然对安全来说太小，对公共品所需的社会凝聚力来说又显得太大。结果一定是公共品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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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讲过，缺失的公共品之一是政府问责制。与美国相反，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不受任何权力制衡机制的约束。如果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公共品，那么由国际社会来提供总比完全没有强。这个道理和疟疾疫苗——另一样价值巨大的公共品——的供应是一样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没有一个有能力战胜困难，提供这种公共品，那么我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向国际社会，期待国际行动来填补这个空白。对一个地区有利的公共品有时最好是来自本地区之外。提供缺失的权力制衡和提供疟疾疫苗的区别在于国家主权。由国际公共资金支持的疟疾疫苗对国家主权不构成威胁，而由国际行动建立的权力制衡体系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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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历史最经久不衰的遗产，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个概念过度的尊重。这种对主权的过度强调，既存在于最底层10亿人国家本国内部，也存在于那些关心它们命运的人们心中。这种发誓“绝对不再”的情感阻碍严肃的思考。事实上，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不存在国家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它们得先成为一个国家（nation），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国家（state）。它们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既不能规范监督选举程序，也无法约束当选人上台后的权力。所以它们的主权是总统的主权（presidential sovereignty）。怪不得总统们妒忌国家主权呢，他们在妒忌自己的权力啊。因此，为了问责制、为了国家安全、为了更好地提供那些更基本的公共品而进行努力，必须审视关于国家主权的执念，看清国家主权真实的内涵。靠国际社会来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不丢人：靠国际社会来满足这些需求，总比完全没有满足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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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问责制的提供，面临的一个标准的反对理由就是“公平”。凭什么有些国家得遵守国际法，而别的国家可以不受约束？具体地说，如果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东帝汶为什么要遵守？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本质上是错误的：这种观念也阻碍严肃深刻的思考。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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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希望看到美国对国际准则给予更大的支持：毕竟有一些全球公共品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且美国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提供。但是很显然，从根本上来讲，美国人对遵守国际规则的需求比较小。他们已经约束了自己的政府，保障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并且享有广泛的其他公共服务。与之相反，东帝汶的人民依赖于国际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片无法在国家层面上满足这些需求的土地上——如今数以千计的人因为彼此之间的恐惧而蜷缩在难民营中。东帝汶的人民可以像美国人一样，从全球公共品中获益，但是他们可以从遵守国际法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主权并不是用来展示总统们的硬汉气概，好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昂首阔步的；主权是政府构建当中的一部分：其标准是人民的需求。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罔顾大众的需求，过度追求主权，以至于宣称“宁死不吃救济粮”（Better dead than fed）。这句口号听上去多么的高尚，直到你意识到忍饥挨饿的从来都不是这些政治精英。目前，当我对本书书稿做最后的修改时，这句话已经变成现实——总统穆加贝无视全国饥荒，拒绝接受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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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对强有力的国际法则的需求，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一旦这些规则成功地为东帝汶人民建立起他们现在所匮乏的问责制和国家安全，社会和经济就能够向前发展。这时候，局势也会朝着好的方向走。在族裔多元的国家，只要那些赢得选举的旁门左道都被规则堵死，民主制度就能带来快速的发展。另外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2700美元时，实行民主制度就能更安全。时间一长，由国际社会施加的权力制约制度就能在一国内部稳固确立。如同开了政变的先例就会有更多的政变一样，依法治国的经验多了就会形成遵守法纪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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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自主而平等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无须国际社会的介入就能够独立地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品。这就是所谓的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主权应当下放到需要行使该权力的最底层面。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只要能达到高水平的收入，就能运转良好——它们的经济规模可以很大，并且它们学会了与邻国合作来避免因为国家小造成的高成本。卢森堡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以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哪怕是最小的国家——提供一种模式。然而这些国家一夜之间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开国总统们大权在握，这些新成立的族裔多元的小国虽然怀着美好的理想，却走了错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许多小国家陷入既没有问责制也维持不了稳定安全的困境。那么，这些国家要真正实现理想，就需要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这两种关键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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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主要谈对问责制的需求。要打破僵局，就得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责制度。这个办法现实吗？国家社会和任何社会一样，也会运转不灵、功能失调，而且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这些国家在位者的冷酷无情格格不入。本书中的关键策略，是要运用一种真正能够约束他们的力量。要想让一个政府负责任，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要有制度来决定如何获得权力；二是获得权力之后，要有制度规范如何使用权力来支配公共财政。那么，国际社会怎样才能为这些国家带来有效的制度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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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一：让暴力为民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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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权力的合法途径，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2007年，肯尼亚大选告诉我们，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自身没有能力制约竞选中的舞弊行为。肯尼亚一向被视作非洲最先进的国家。肯尼亚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因此，这种制约机制只能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题是国际社会具体应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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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国际社会不可能把民主的标准强加于一个不情愿实行这种标准的国家政府。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并且这个问题无法改变。对于援助国的政府来说，这是目前让它们倍感受挫的难题。无论肯尼亚政府在赢得选举之后表现得有多差，好歹它们举行了选举啊，这总比最底层10亿人的其他国家政府强得多吧。于是，当援助国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它们很难中断对肯尼亚的援助项目。这是可以理解的，援助国觉得不应当持双重标准，即对肯尼亚采用相较其他国家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双重标准恰恰是必须的。以下就是怎么推行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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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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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理想主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套规范选举行为的国际准则，由国家自愿遵守，并向遵守准则的国家承诺丰厚的回报。政府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准则协议上签字立约，以获取回报。一个政府一旦签字，就要接受监督，并且获得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奖励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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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能听到你说：“好主意。我们可以谈下一个问题。哦，对了，顺便问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奖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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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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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效的建议，其核心就在于设计这个奖励。为了起到作用，这个奖励需要足够诱人，但首先它得足够可信。当我跟这个领域一位博识年长的专家讨论我的想法时，他打断我说：“别拿援助当奖励。几十年来援助国都没能坚持它们提出的条件，靠援助来施压这种办法已经没人当一回事。”他说得对，这个奖励不是援助，而是安全。国际社会要提供一套指导体系，把军事政变这枚导弹变为约束恶政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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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核心成员需要共同做出承诺，只要一国政府保证在选举中遵守国际标准，那么如果该政府被政变推翻，国际社会一定会帮助其重新掌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干预。这个奖励是无法忽视的。我们之前讲过，总统们面临的政变风险比他们在选举中面临的风险要高得多，而且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制度自身稳固。近年来在非洲发生了超过8起成功的政变，而现任政府在选举中下台的事件寥寥无几。但是，你将会看到，这个奖励的关键在于，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惩罚机制。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或许力量强大，但它是否足够可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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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以保护政府不受政变威胁来鼓励它们接受国际标准，这个办法可行吗？我们可以用一个博弈树（game tree）来分析。通过博弈树来整理思路没什么特别，不过是反复提这个问题而已——“如果我这么做，对方会怎么应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启发是，虽然你一开始得列出一系列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这个顺序反过来，从最后一步的决定开始往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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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整理这个民主选举的自愿标准的博弈树。它有很多分支，但是要让这个标准可行，我得重点讨论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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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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