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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公布一套选举规范的自愿标准，是否遵守完全自愿，但是那些愿意改善自身民主制度的可信度的政府可以选择遵守这套标准。如果一个政府保证遵守标准，那么国际社会也对其保证，帮助它挫败任何政变，在必要情况下可出动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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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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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10亿人的政府决定是否签字立约。若它不愿遵守这套标准，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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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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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家政府决定遵守标准，那么有几种可能。最重要的一种可能是，如果它在选举中发现自己要失败，它将会怎么做？在那时这家政府必须选择，要么按照约定遵守国际标准，要么违背承诺，在选举中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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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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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政府决定违背承诺，那么轮到国际社会来抉择了。国际社会必须决定如何应对。它可以选择公开宣布该国政府违背民主选举的标准，因此收回保护这家政府不受政变威胁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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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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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社会收回平定政变的承诺，那么选择权就转到一个新玩家的手里——军队。军队要决定是否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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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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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队发动政变，则轮到国际社会选择了。它们可以袖手旁观，可以发声谴责，或者也可以支持政变，只要反对派领袖保证在具体的期限内召开选举，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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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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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选择权又回到政变领袖手中。如果国际社会有条件地支持政变，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条件，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还是攥紧刚到手的权力——是做毛里塔尼亚的瓦尔上校，还是科特迪瓦的盖伊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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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用回溯的方法来求解。从第七步开始：政变领袖会不会遵守国际社会提出的标准呢？如果他们决定遵守，那么他们就是英雄，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不遵守，如你所见，他们的处境就相当危险。政变领袖们是在执政者选举舞弊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这也正是他们用来鼓动士兵哗变的理由。当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盖伊将军那样谋取私利的人。毛里塔尼亚的瓦尔上校就及时地召开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并且让出总统之位。但是，假设政变领袖原本信誓旦旦，掌权后却反悔，拒绝召开受国际社会监督的选举，那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政变领袖们自身会面临着再次被政变推翻的高风险。我们以前说过，这个高风险来自一场政变会诱发后续的政变。下一场政变的领导人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而第一场政变的领袖将会自食苦果：因为国际社会不会保护他们。盖伊将军就是一个例子。当他违背选举的承诺之后就被叛乱推翻。所以关键的一点在于，面临着再次发生政变的威胁，政变领袖们不得不遵守承诺，只是暂时接管政府。当然，人们有时候会犯错，或者会豁出去豪赌一场。但是在第七步中，最可能的结果是政变领袖们接受国际社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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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再往上走一级，来到第六步。解决了第七步，第六步就一目了然。既然可以开出条件，让政变领袖召开选举，接受监督，那么援助国为何要无视或谴责政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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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第五步。在这一局中，选择权在军队手中——要不要发动政变？记住，这一局的状况是国际社会已经证实该政府窃取选举成果的事实，并公开宣布收回在政变中保护该政府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军队是否会发动政变。也许这位总统已经建立了一套咄咄逼人的高压政策，连交谈都会招来危险。也许军队完全被总统的近亲掌控，而且他们都衷心拥戴总统。但是政变也是很可能发生的——将军们对政府感到厌倦，认为他们的时刻到了。毕竟他们会担心，如果此刻自己不采取行动，只怕级别更低的军官们就要动手。那样的话，现任总统的下台会很不光彩。总而言之，对他人发动政变的担忧会促成抢先发动政变，因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塞内加尔2000年大选之后，政变的威胁迫使政府下台。我们之前讲过，那次塞内加尔的政变威胁是借助科特迪瓦政变的势头，而科特迪瓦政变则表明法国停止了对非洲法语国家的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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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到第四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国家社会一贯表现软弱，这一回有魄力做得到言出必行吗？第五步到第七步给了我们答案。国际社会只要宣布该国大选不合法，并且撤回帮助平息政变的承诺，就能够达到期望的效果。事实上，这个选择势在必行。假设国际社会不收回保护该政府的承诺，那么如果军队宣称政府不合法而发动政变，那时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国际社会将会陷入一个既危险又受损的尴尬处境：要么背弃平息政变的承诺，要么就得军事介入，帮助该政府镇压其国内要求更好的国家治理的反对力量。所以，这一局没有悬念：国际社会肯定会收回平息政变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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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们来到成功的环节——第三步。该政府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公平选举中落选，那么要不要做手脚呢？我们知道，如果该政府没有签字保证遵守国际标准，它会做出什么选择——看看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例子就明白。那么如果该政府做出保证，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现在有答案了。该政府会仔细思量事态发展。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国际社会的代表们会用图表解释清楚他们的应对方案。更关键的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总统们都是从弱肉强食的层层斗争中胜出的精明透顶的人物——他们不一定都是你母亲乐意请到家里喝茶的类型，却一定都能在牌局中赢你。他们一定会掂量轻重，明白窃取选举成果没有好下场。这正是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Abdou Diouf）曾经面临的权衡计算：是光荣而体面地自愿下台，还是冒着被政变推翻的高风险继续执政。他选择光荣地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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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到了可能导致整个计划泡汤的第二步：在推测出所有后续发展的情况下，还会有政府选择签字承诺吗？我们已经看到缔约许诺的坏处：政府将会无法窃取选举成果。这个代价是很重的。所以除非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政府是不愿缔约、承受损失的。我们知道承诺的好处是什么：保护政府、平息政变。但是这个承诺靠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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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在博弈中每一步采取的策略。好在这个博弈并不复杂，从技术上来讲，它被称为一个“子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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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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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决定是否承诺平息政变，以换取该政府遵守民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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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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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缔约遵守规则的国家发生政变，国际社会是否信守承诺，介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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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要从后往前推理。从第二步开始。国际社会为何要信守承诺？毕竟他们很难这么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至少不会板着脸郑重发誓。答案依然取决于对利弊的权衡。毫无疑问，信守承诺一定有高昂的成本。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有一天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派到绝大多数选民们从未听过的国家去平息叛乱。作为丹尼尔的父亲，我也不希望有这么一天。但是信守承诺也有好处，而且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有效运转，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民主制度只会让这些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假如有一天发生需要平息的叛乱，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一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加入了遵守民主规则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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