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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官庁清国人捕縛」『毎日新聞』、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一日、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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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官庁の大計画」『日本』、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二頁；「官庁の大計画」『毎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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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官庁疑惑の清国人就縛」『東京日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三頁；「李聖美の処分」『東京日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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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清国官庁やつの身元」『日本』、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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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A Female Spy，” Japan Weekly Mail，Oct.13，1894，p.411；Chu，“China’s Attitudes toward Japan，” p.89.清廷曾有在战争期间用会说日文的中国人做间谍的提议，但没有证据显示它真正被应用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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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東京専門学校横浜校友会における大隈伯の演説」『横浜貿易新聞』、一八九九年三月二一日，二～三頁。假设这些华人读日文报纸的话，这篇文章意在阻止中国人的回国潮。考虑到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1922）在1899年观察到在横滨的华商大多日语流利，这个假设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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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日清人の台湾」『毎日新聞』、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二日、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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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岩壁「日清戦争と居留地清国人問題」、七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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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Sollors，foreword to Theories of Ethnicity，pp.xxii-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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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二章 流亡民族主义者与杂居地政治，1895～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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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或多或少促进了横滨华人的民族团结，但它并没有催生现代民族意识，更别提国家观念了。民族，即从属于同一政治主权的人群，这一概念过于抽象，唯一且统一的祖国概念同样如此。在19世纪末，海外华人可能已经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清代中国，但这种泛中国认同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1]横滨华人并没有加入清军以对抗日本，也从未组织起来援助清军。简单来说，甲午中日战争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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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11年秋，华人对中国的态度表明，他们与祖国的关系彻底改变。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帝国的革命爆发。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已踊跃参加革命运动，而当上海的革命团体号召华人华侨组织义勇军的时候，横滨华人同样积极响应。24名20～30岁的青年带着白袖标和革命徽章，组成了横滨第一支敢死队。1911年12月6日，他们获邀参加在中华会馆举办的演讲会，之后在一片鞭炮声中坐上轮船，前往上海。总共有60多名横滨青年扬帆前往上海，加入革命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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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激发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得益于横滨华人的组织机构和自我表述的变化。这些转变由流亡社会活动家的介入触发，他们来到横滨，推动华人居民以中国人的身份思考和行动。华人流亡者在这里创办学校，发行报纸和杂志，这些都是民族构建的传统方式。他们试图从之前只适用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中提炼出一个中华民族的内核。[3]以这种方式，他们使当地社会里的很多人相信民族国家才是最重要的集体认同，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所认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就要求必须加强文化同质化，这是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一员必须付出的代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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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趋势并非横滨独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都逐渐被要求为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贡献力量。这些努力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既要培养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关心，又要动员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些海外代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王庚武认为，即使在华人人数众多的东南亚国家，在异国受到的歧视并没有促使当地华人“在情感的驱动下自我发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只有到1900年后民族主义领袖产生，并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改良派或革命派人士前往海外后，情况才发生改变。[5]随后，这些民族主义领袖引领了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重塑，引入了一种统一的中国人意识，减少了对原籍省份的依恋，并划定了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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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特别是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许多相关进程已经开始了。横滨当地的环境对华人居民民族意识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泛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领导人渴望联合横滨的中国流亡者，支持他们的建国大业；另一方面，与众多敌对的日本民众之间的社会摩擦也促进了华人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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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动员的综合效果不宜被高估。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中国人的建国努力在海外华人社区里遇到了巨大阻碍，因为很多人已被当地社会同化，基本上对中国漠不关心。[6]介入横滨华人社会组织的流亡社会活动家，同样面临着民族内部的分裂和竞争，这使将国家提升为终极共同体的努力受到了干扰。在横滨，华人内部的分化和分裂，也被流亡者的内部分歧，尤其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的分歧拉大。这两派在当地各自争取不同经济阶层、省籍和宗教信仰的支持者。这些差异并没有在流亡社会活动家的影响下消弭；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继续影响横滨华人的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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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导致某种差距的产生，一方面是那几年由政治活动家带到横滨来的民族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则是长居于此的华人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随着时间推移，由这些活动家创办的新刊物、学校和社会组织，促进了华人对祖国政治问题的参与。然而，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因此获得了这种权利。在横滨传播的国家话语，使一个精英群体宣称自己有权代表国家说话，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说成集体的利益。本章将研究这一政治动员的过程、社会后果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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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横滨的民族主义者和泛亚洲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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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间接促成了横滨华人的政治动员，清帝国惨败给日本，也激起了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志。1895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起义的计划被清政府获悉，他被迫逃亡日本。在横滨，英籍华人冯镜如在他的印刷兼装订厂——文经活版所的二楼藏匿孙中山和他的同伴陈少白（1869—1934）。[8]在这个基地，孙、陈两人于1895年11月20日成立兴中会横滨支部。尽管清政府仅在10个月后就取缔了这一组织，但它还是吸引了横滨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人参与政治运动，包括冯镜如、他的弟弟冯紫珊、著名的华人基督徒赵明乐、餐馆老板鲍棠，以及孙中山的翻译兼保镖温炳臣（1866—1955）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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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898年夏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在光绪帝（1871—1908）的支持下发起百日维新，推行一系列改革。9月，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10]康有为和梁启超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转移到横滨，凭借立宪改良主义从孙中山的革命党那里吸走了支持者。就这样，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知识和政治领袖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来到了横滨，在华人居民中直接运用他们的政治理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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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来到这里，既是因为众多华人支持者的存在，也是因为关系密切的日本盟友提供的保护。尽管最近两国间爆发了战争，但日本的社会活动家、冒险家和政治家都愿意帮助中国的改良派或革命派改造或推翻清政府。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分别是前文部科学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1855—1932），前外务大臣、首相大隈重信，以及浪人宫崎滔天（1870—1922）。犬养和大隈在1898年帮助康、梁逃出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宫崎滔天则致力于为孙中山寻找日本方面的支持。这些日本支持者认为，唯有日本和复兴的中国精诚合作，才能够对抗西方对亚洲的统治。[12]他们的泛亚洲主义是建立在同种的黄种人思想基础上的，与当时日本主流的种族话语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日本人在种族上比中国人优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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