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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13 横滨华人的本土身份认同话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与他们对祖国的心理认同感减弱有关。1991~1992年对长居日本的华人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弱。调查样本仅限于1972年以前来到日本的移民及其后代;当被问及认同哪个国家的时候,55岁以上的人中有81%回答中国,但30岁以下的人中只有43%回答中国。相反,后者中有11%自称日本人,38%自称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还有6%的人回答不知道自己该被称为哪国人。[15]这种心理上的疏远,也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体现了出来。2004年有一项针对山手中华学校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及在国际赛事中支持谁。结果发现,有46%的人支持中国,14%的人支持日本。但当中国台北和日本比赛时,有54%的人支持日本,只有18%的人支持中国台北。[16]我们可以估计,亲台湾的华人学校也会有相似的回答。在日华人对日本的情感依恋,似乎已超越了原有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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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15 社会学家过放证实了这种民族意识的淡化,她的研究表明,年轻一代华人的“跨国身份认同”与他们祖辈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他们父辈的“国家身份认同”皆有所不同。很多年轻一代的华人认为,中华民族只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之一,他们还有与日本、与世界的联系。[17]他们的“跨国身份认同”并非来自同质的全球化,而是在地方登记者中某种或许可以被称为“文化拼贴”的东西:一种现有身份认同的混合、特殊化和碎片化。[18]中国文化在横滨中华街的商业化,可能会挑战这种文化拼贴论,按其逻辑,此过程会强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并使之制度化。然而,横滨华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向日本消费者出售烧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横滨人无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都通过参与共同的社区这一方式,促进了彼此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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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17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削弱了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形成了一种新的以地方—国家为轴的分化。由于中国放开境外旅行的限制,加上日本欢迎外国学生和技工的签证政策,在那10年里来日中国人的数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19]1980年日本总共有52896名华人,198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50339人。截至2007年,在日华人数量达到606889人,终于超越了来自朝韩两国的593489的人数。[20]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老一辈华侨的同胞,但这些新华侨在主观、客观方面都有明显不同。首先,他们的首选落脚地不再是横滨、神户、长崎的旧中华街社区。正如引言所述,2011年包括中华街在内的中区登记在册的华人只有9085人。这与1980年前的数字相比有了明显飞跃,但与华人人口的整体增长不成正比。从1980年到1989年,中区的华人数量增长了大约35%,从2882人增加到3892人;但在这10年里,在日华人总数增长了3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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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19 已经入籍的横滨华人的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来源于他们与新移民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前文提到过的2004年针对山手中华学校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有36.4%的受访者表示,当他们看到刚从祖国大陆来的中国人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像中国人;而与此同时,只有5.7%的受访者表示与新来的中国人相处融洽,仅11%的受访者认为当自己见到新来的中国人时,更加确信自己的中国人身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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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21 另外,新移民与日本社会的关系没有那么和谐,不如老华人社区。安德烈亚·瓦西斯(Andrea Vasishth)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的华人社区称为“模范少数族裔”时,强调的是传统的华侨社区。[23]其他学者以及日本媒体却不会这样描述中国新移民。最近几年,许多著作都在回顾19世纪末以来对华人劳工和杂居的焦虑感,将焦点对准中国非法移民,包括他们的犯罪行为,人贩子怎么帮助他们偷渡进来,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种身份伪造及欺诈手段。[24]中国新移民给日本人留下的负面印象,使传统华人社区对新移民的认同感大打折扣,即使这些新移民并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没有技能的劳工移民。虽然媒体报道得很少,但从人口统计学上可以看出,很多新移民其实是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日本人的配偶、学生以及跨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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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23 尽管新移民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区,但从总数上看,他们已接近旧中华街社区人口的10倍。然而,后者对新移民而言仍有参考价值,因为他们在日本的早期经历,预示着新移民未来潜在的社会地位。用于描述新移民的词语本身并不新鲜。“新华侨”原指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重新拥有中国国籍的原殖民地区的人;但当中国新移民到来后,所有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来日本的人一概被称为“老华侨”。[25]换句话说,这些新移民的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与现有华人社区和日本社会的关系并不一定能超越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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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25 历史的纵深视角也将帮助我们理解新移民的跨国生活。在最近一项关于中国新移民的研究中,格拉西亚·刘-法勒(Gracia Liu-Farrer)认为他们的生活选择“维持了一个紧密相连的跨国社会空间,并且保留了他们在祖国的社会和文化根基”。她注意到跨国养育子女的重要性,他们对日本与祖国间日益增长的经贸联系的依赖,以及对获得日本国籍、永居权的实用性追求。[26]但华人在日本的这些生活面貌,与19世纪末形成的模式密切相关,体现了历史上华人群体的典型特征。正如1893年9月22日《每日新闻》所报道的那样,在日华人经常把自己的子女,甚至是中日混血子女送回中国老家,由那里的家人抚养,在那里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本书第二章提到过的作家、艺术家苏曼殊就是典型例子,他5岁时被送回中国老家,14岁才回到横滨。[27]为了实用需求选择入籍,也是早期旅日华人的重要特点。[28]在1899年实施的日本国籍法下,1950年6月以前加入日本国籍的303名外国人中华人占一半以上。[29]还有很多人为了更容易地拿到日本公民身份,选择先去中国台湾地区居留。1930年,成功完成入籍手续,获得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免税权的福建人达到1318名。[30]但这些前中国国民不会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他们追求日本国籍只是为了入境方便,同时也为了方便去其他国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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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27 双边贸易对在日华人生活的影响,也不是没有先例。正如前文所述,最早定居在日本通商口岸的是华商和华人买办。尽管最近几十年,中日贸易额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但战前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和投资额也是相当可观的。[32]20世纪20年代,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日华人控制了其中的大部分贸易,这也促进了各个华人社区的繁荣兴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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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29 迄今为止,中国新移民只在表面上融入了日本的学校、职场和社区。这种情况让中国记者、在东京住了20年的莫邦富抱怨,中国人作为东京本地人,在社会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都很低。[34]但这种结果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考虑到与早期华人移民潮在社会、法律和经济上的历史延续性,新移民群体确实可能会以与横滨中华街相似的方式进行融合。然而,要建立包容性的地方认同,通常要等到移民第二代,比如鲍博公、陈洞庭和吴伯康诞生时才会出现,在此之后,还要经历协调民族认同与地方认同的艰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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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31 从世界范围看,华人追求自我定位的努力或许是跨国或全球化社区的典型,但放在中日关系中看,它却有耐人寻味的含义。横滨的相互融合使原本被认为是硬性的中华民族、日本民族的界限得到了柔化。当他们远离单向度的归属时,横滨华人也在颠覆着民族差异化进程本身。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横滨人的身份认同消解了“合作主义”话语的效用,因为这削弱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代表的地位。战后的情况与之类似,横滨人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从属于一个游离于构成国家的各个亚族群网络之外的社区。以华侨和横滨人的身份生活,也就隐晦地拒绝了横滨与日本、华侨与中国的从属关系。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横滨华人参与各种文化实践,削弱了国家作为个人终极归属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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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33 这一段地方层面相互合作、互动的历史也表明,中日关系的宿命并不一定是冲突和分离。共同的横滨地方身份认同,不仅使不同的华人政治派别之间能够进行商业合作,而且使华人与日本邻居们间的商业合作也成为可能。但它也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由于横滨华人没有完全否认他们内在的中华民族性,他们跨越种族和民族的边界、寻求与日本邻居团结起来的努力,意味着一种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进程。这种努力与英联邦秘书处2007年提出的解决冲突的范式不谋而合。这篇《联邦委员会论尊重和理解的报告》认为,当单向度的身份认同——如中国或日本——被认为是绝对且必要的时候,就很难解决长期性的对立。该报告的作者认为,这种处理身份认同的方式将适得其反,因为它不利于与他人的通感、同情与团结。他们得出的其中一个给人带来最大希望的结论是,个人可以在他们的多重认同中,认识到与他们曾经的敌人存在共同点,这有助于促成和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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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35 但是,如果只在横滨中华街的历史中看到它对中日友好做出的持续性贡献,那么至少从国家层面来看就过于乐观了。孙中山、犬养毅、大隈重信等人倡导的泛亚洲主义和中日合作,反倒说明这种理念容易被强势的国家利益所左右。同样,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日亲善”之类的说辞也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借口罢了。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对于国家友谊的呼唤往往是讽刺性、工具性的,容易遭到背叛、妥协甚至遗弃。与此相反,本书讨论的是地方层面的社会交流,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超越民族问题的现代中日关系史。华人和日本人在横滨的友谊是真实的、地方化且个人化的;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两国之间的敌意明显,而且近年来又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但这种中日友谊继续向前发展。本书的叙事希望传达的是,“中日亲善”并不仅仅是掩盖通敌的台面话,而的确有一段时间,华人和日本人一起打棒球,两度从废墟中携手重建家园,一起将中华街打造成日本悬疑小说家斋藤荣笔下的“世界上最好的中华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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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40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90]
1702962241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比较视野中的横滨华人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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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43 横滨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最近激起了关于日本公民身份和外国人社会地位问题的讨论。横滨中华街可以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作为当地公民的外国人”(外国人市民)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为外国人在日本获得政治权利提供了工具。这些举措是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的。根据战后日本宪法,日本的政治共同体被定位为日本国民,而地方政府法规却保障包括华人及其他外国人在内的权利。[37]但为外国人寻求地方公民权,却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变化:如果遵循其逻辑,可能导致对日本作为单一民族政治共同体的重新评估,以及挑战中央政府在这个共同体中决定包容或排斥的专属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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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45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行动主义和身份认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比较案例;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来自朝韩两国的人一直是日本境内数量最多的外国人群体。和在日华人一样,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也为日本地方社会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方面,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组织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领袖和知识分子发起了不少讨论,包括移民入籍、多元文化主义、外国居民的权利等问题。他们特别积极地阐述地方身份认同,并且领导了为外国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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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47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在很多方面经历了和横滨华人一样的身份认同转变,只不过集中在一个更短的时间范围内。正如第五章所述,太平洋战争刚结束时,日本政府就剥夺了朝鲜人的日本帝国公民身份。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日韩国人(朝鲜人)身份认同的凝聚力都建立在这种被排除在日本社会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随时准备回国的暂居者身份上。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十分严重,正如李约翰(John Lie)所言:在被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人民经历了“歧视与同情”;但在1945年解放后,他们又经历了公开的仇恨与中伤。日本人将朝韩两国的人与黑市、工人斗争联系在一起,导致大众对他们留下了“狡猾、粗鲁、贫穷、可悲、野蛮”的普遍印象。[39]这也是他们与战后华人的不同之处。正如李约翰所说,日本人觉得相对而言更容易接受华人,因为“日本打败了朝鲜并在那里殖民,却没有征服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更高也是原因之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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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49 然而,1945年后留在日本的近60万朝鲜人并不反对他们的日本国籍被取消。朝鲜人和华人一样,都认为获得日本国籍就意味着完全被日本同化,是对其根本身份认同的否定。根据种族民族主义的假设,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代表团体“民团”和“总联”虽然宣扬不同版本的韩国或朝鲜民族主义,但双方的共识是拒绝日本官方的干涉。面对来自日本人的强烈歧视,这些团体通过金融服务、教育、福利和文化自豪感等方式,从不同社会阶层吸引支持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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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51 这些民族团体并不寻求扩大在日本的选举权,而是孕育了一种拒绝彻底融入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他们的社区从第一代移民向第二代流散人口过渡时,一些韩国人(朝鲜人)开始关注他们在日本国内的权利问题。移民的代际差异主要存在于他们与祖国和日本的关系上。与第一代移民不同的是,第二代流散人口接受了自己将定居于日本的现实,尽管仍继续保持着对一个基本不熟悉的故乡的稳定认同感。李约翰认为,这种流散形式的身份认同,起源于在“日本人的歧视始终存在”的情况下,“韩国人(朝鲜人)的血统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结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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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53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朝鲜人)已经变成了在当地社区定居的少数族裔,虽然大多数人保留着外国国籍。当时,超过3/4的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出生于日本,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与日本人结婚。和在日华人一样,语言不再是区别不同民族的要素。也没有一种明确的方法,将韩国人(朝鲜人)与日本人区分开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说日语,不带口音;日本人经常吃朝韩两国的特色料理,比如泡菜和烤肉。和横滨华人一样,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也开始公开地表现出自己既是本地居民又是外国人的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由在日韩国人(朝鲜人)领袖所领导的团体兴起,开始处理有关外国人的歧视和公平问题。其中一个是在第五章已经讨论过的组织“民斗联”。还有一系列的机构致力于帮助在日韩国人(朝鲜人)融入当地社区,其中包括非营利组织“川崎交流会馆”(川崎ふれあい会館,简称“交流会馆”),该会馆是日本人与川崎市的韩国或朝鲜居民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但上述努力和类似的“第三条道路”倡议仍然拒绝将入籍作为合法选项。上述非公民的民权运动,反映出大部分韩国人或朝鲜人、日本人、华人所接受的种族民族主义假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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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55 然而,“第三条道路”不仅仅是重申种族民族主义,正如华人身份认同的碎片化和拼贴化,它所引发的争论也为身份认同话语的进一步阐释开辟了空间。[44]在这些争论过后,常被归类为“跨国”、“后在日”或“后流散”人口的第三、四代韩国人或朝鲜人群体,更愿意摈弃他们先辈的种族民族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种发展趋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逐渐入籍,日本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导致新一代的人呼吁朝韩-日本并存的身份认同,这种倾向在在日华人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些社会活动家视之为“第四条道路”,即在加入日本国籍的同时,公开保留原来的名字和身份认同。[45]如果被广泛接受的话,这种选择将使民族性与日本国籍脱钩,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的归属性质。然而,它的前提是加入日本国籍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转变:从一种被理解为文化顺从、政治被动、给予外国人“特权”并抹消传统的行为,转变为以平等和承认族群差异为前提的、获得公民身份的积极手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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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57 社会活动家关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身份认同问题的争论,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变革的直接证据。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几年加入日本国籍的朝韩两国的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每年两三千人,增加到现在的每年一万多人。年轻一代显然开始将入籍视为个人选择,不太关心它对集体身份认同或民族忠诚的影响。[47]但韩国人(朝鲜人)社区里的很多人,特别是几十年来为维持社区凝聚力及文化特征奋斗过的老一辈人,仍然强烈反对加入日本国籍。另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对于其身份认同的种族或血缘基础的整体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48]遭受歧视的现实,以及成为日本人的两难处境显示,朝韩两国的人入籍后可能会获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离被日本社会完全接纳还差得很远。[49]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第四条道路”就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而非现实中可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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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59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关于“第三条道路”“第四条道路”的争论,也说明在日本,朝韩两国人与华人在参与政治运动的积极性上存在巨大差异。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横滨的华侨领袖曾向日本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得到“广义上的日本人”的待遇,或者他们的子女“实际上和日本人一样了”。但他们并没有自称日本人,因此也没有直接挑战现有的日本人观念。恰恰相反,他们私底下试图拉近与日本领导人的关系,表现出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同样地,战后横滨华人虽有对地方社区的忠诚,但并没有表现出对日本民族性有更广泛和更包容的理解。他们没有对朝韩两国人主导的讨论或在国家层面为争取外国人权利的运动做出重大贡献,如日立雇佣歧视案和20世纪80年代的反指纹运动。[50]这种差异可以有几种解释,包括人口结构、移民环境、移民后的经历,等等。中华街作为文化和经济纽带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华人为何相对而言缺乏知识分子的领导和行动主义,最明显的一个解释是人口规模。从太平洋战争结束到2007年,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他们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家,更愿意对流散团体、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及政策提出异议。但这两个少数族裔群体间也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其中一个指标是愿意以日本名字(通名)生活的华人与朝韩两国人的比例差距。198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7.4%的华人拥有日本名字,朝韩两国人的比例达到91.3%。[51]这种差异能支持李约翰的结论,即相对而言,华人在日本受到的歧视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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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62261 另一个主要因素当然是神奈川县的华人集中在相对封闭的中华街,在这里中国文化已被包装过,提供给日本消费者。这种展示自己文化传统的自由是华人的一个经济优势,这在朝韩两国人以及日本其他少数族裔中是找不到的。实际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展示最容易在中华街的商业活动中被接受,而不是在华人新移民聚集的东京及其他大城市市中心的工薪阶层居住区。日本人对中华料理的巨大需求,也是朝韩两国人无法望其项背的:200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当日本人听到“中华”这两个字时,最容易联想到的东西就是中华料理,将近61.6%的受访者都这么回答。[52]近年来日本人对韩国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的追捧,会不会演变成类似的商机,还有待观察。从前期的观察来看,这种消费热潮改变的是韩国这个国家在日本的形象,而不是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形象,目前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工人阶级社区仍然遭受着各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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