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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移民和定居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也可能导致对融合的不同心理倾向。横滨华人社区的历史是一部自愿迁徙的历史，与此相反，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大部分是在殖民时期被当作劳工强行带到日本的。这种强制移民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社区的起源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成为国与国之间的重要问题。在1965年韩国与日本签订的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就包括保障在日韩国人权利的条款。[53]但中国与日本签订的外交协定中从未出现过类似规定：华侨的地位被视为个人私事，要根据个人意愿处理，并且在日本政府的管辖范围内。正因为如此，韩国的新移民与早期从朝鲜半岛来日的所谓“老移民”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态度差异，正如一位“老移民”社会活动家朴永浩（Pak Yong Ho）所说，“新移民都是自愿过来的，和我们这些被强制弄到日本来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老移民”得忍受日本强制性的同化政策。新移民从没有过这些经历，对民族身份认同这一政治问题也没兴趣，而是“追求经济上的成功”。[54]类似的描述也适用于横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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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横滨华人似乎并没有很深入地参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领导的与日本主流社会的“概念斗争”，以此改变日本公民身份的性质。但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却在更广泛的社会进程中实质性地改变着日本。虽然缺乏杰出知识分子的领导，华人使用的话语仍然试图调和流散身份认同与地方归属感。这段历史说明了文化学者洪美恩（Ien Ang）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的变革潜力。洪美恩曾写过关于全球化“身份忧郁”（identity blues）的文章，她认为，尽管全球化引入了一个超越地方和国家边界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但也导致了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s）的兴起，侵蚀了地方归属的确定性。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洪美恩提倡一种社会实践：和邻居们生活在一起、相互交流，“形成一种共通感，求同存异”。这既帮助移民安居下来，也能改变当地社会的文化。[55]华人社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对横滨的认同感。他们通过日常的接触，弥合了民族差异和相互冲突的归属感，以横滨人的身份获得了广泛的接纳。横滨华人通过非精英化的微观政治，为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社会活动家所说的“第四条道路”成为可能创造了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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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的横滨人身份认同在历史上的出现，预示着过去30年来关于地方公民身份的论述已经得到重视。公民身份，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笔者采纳凯瑟琳·特格特迈尔·帕克（Katherine Tegtmeyer Pak）对其四个维度的分析：第一，法律维度，指正式的法律地位；第二，实质维度，指国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文化维度，指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归属感；第四，参与维度，指积极地参与社区生活。[56]据此分析，华人居民的横滨人身份认同，就是对地方文化中公民身份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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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对迅速增长的外国人人口，地方公民身份的概念正影响着当地市政府的应对方式。不包括大量的非法移民在内，日本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人数从1989年的98.4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10万人。[57]这些移民中有大量的非技术或半熟练劳工，通过“研修生”签证这一“侧门”或其他特殊签证进入日本。他们被日本的劳动力需求吸引过来：因为少子化及老龄化，日本需要大量的劳工移民，以维持经济规模。不过在公开场合，日本严禁非技术外国劳工移民到日本。[58]此外，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处理社区全球化的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结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赋予了外国居民获得教育、公共住房、儿童看护及国民健康保险等实质性的公民权利。[59]横滨、神户、大阪、京都、札幌、名古屋等外国人口较多的城市，也接受了地方市民身份的说法，制定了更多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服务以适应外国市民的需要，包括“语言班、翻译服务、信息手册、咨询服务、公共住房、公民健康保险、紧急医疗保障，以及有限的政治代表权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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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举措中，外国人参与地方政府可能是最富挑战性和易受争议的。其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个别进步的地方政府努力促进所谓的“民生外交”，即发挥市民社会在国际性的政策制定中的作用。[61]川崎是神奈川县一个朝韩两国人口较多的城市，它在1996年建立了外国人议会。[62]1998年，神奈川县也设立了神奈川县外国人议会。这些议会没有决策权，而是作为咨询性或调查性的议事会发挥作用。然而，这些议会的合法性是由一个共同体的理想所决定的，即所有的居民或市民都应该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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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于地方市民身份的接受，创造了向外国居民提供更多政治权利的可能性，尤其是面向所谓的“住民”（denizens），即没有公民身份的永久居民。也有人认为，市政府承认地方市民身份的政策赋予其实质性的公民身份，这导致权利义务与法律上的公民身份脱钩的趋势。[64]对于横滨华人等社区表现出来的地方身份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矛盾，这种趋势似乎是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但目前来看，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日本，国家公民身份的文化和民族内涵仍然很明显。作为一种常识，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经过了各种有力驳斥后依然屹立不倒，也符合大多数日本公民的日常观念。允许外国人参与地方政治能被各方接受的原因，恰好是因为这样能避免与民族国家对民族的定义产生矛盾。以地方为基础、提供给外国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维护国家层面的排他性政策，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必要修改现有国籍法，或挑战既有的日本人身份认同概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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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外国人地方选举权是实现地方市民权利的主要方式。但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讨论也表明，当与民族身份认同、国家主权相抵触时，从道德、经济理由出发要求赋予外国人权利的提议会失去吸引力。1990年前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与在日英国人开始提出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问题。他们援引欧洲国家的先例，宣称投票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并且认为这将帮助外国人扎根于当地社区。1994年10月福井地方法院裁定，赋予外国人地方选举权不违反日本宪法，1995年最高法院也支持这项裁决。[66]此后，日本的许多市镇给予外国居民地方选举权，2002年，滋贺县原米原町决定允许外国人在市镇合并公投中投票。很多日本地方市政府纷纷赋予外国居民投票权。截至2005年，约200个市、町、村允许外国人在地方选举中投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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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截至本书写作时，日本还没有制定关于外国人在地方上享有选举权的国家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公明党、日本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多次提出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外国人投票权的议案。到2000年，政治气氛似乎相当有利。2000年11月，《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都道府县政府知事和12名市长支持地方选举权法案。一个月前，横滨市长高秀秀信表示，从人权角度看，日本应该允许这种形式的有限选举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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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将赋予外国人地方选举权列为其政纲的一部分。2009年11月5日，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只要不违反宪法，日本政府就可以给予这项权利。然而，这个问题却成为保守派的自由民主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的导火索。2010年初，14个都道府县议会通过了反对赋予外国人地方选举权的决议，其中7个都道府县议会推翻了先前支持这一法案的决策。[69]鸠山首相大怒，并在2009年4月表态支持这一法案时说道：“日本列岛不仅仅是属于日本人的。”鸠山的直言不讳，让人觉得他似乎以一种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偏向非日本人权利的方式来定义这个问题，这种交换在国家政治中是不可容忍的。由于诉诸日本人、非日本人的简单区分，鸠山提前终结了对日本公民身份的持续性及根本性的讨论，即怎么样才能算日本人，日本人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公民化、非种族形式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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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民主党法案的过程中，日本的保守势力为捍卫国家主权团结起来。反对派在示威游行过程中，打出了诸如“我们强烈反对把对马岛、与那国岛、冲绳岛卖给朝鲜、韩国或中国”等明显夸张的标语。另一些人则回忆起中国移民大量涌入带来的古老恐惧，担心华人永久居民获得政治权力后，情况会更糟。日本右翼团体“一水会”的代表木村三浩则提出了更冷静的意见，他表示，从情感层面，他理解给予在日本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选举权的愿望，但担心“一旦有事”，这些人是否会忠于日本。[70]最终，民主党于2010年7月将外国人享有地方选举权的提案从立法议程中删除。[71]尽管全球化的趋势使流动性和跨民族社区成为一种常态，但在政治领域，国家仍被认为是个人的终极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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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治争议显示，地方公民权的举措受到了一些硬性限制。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很多人似乎同意保守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72]的观点，他断言“选举权是在该国拥有国籍的人的专属权利；将地方视为与国家完全分离的地方是不合逻辑的”。[73]民族国家的特权及其假定的超越地方空间的优先权目前仍然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公民权利不可能因地方选举权运动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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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本书试图阐明的那样，定义真正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民族排他性也不应该被视为日本人的固有特征。石原慎太郎说地方空间和国家空间是相通的，这一点非常正确，但其逻辑应该是双向的。地方文化市民身份的表述，有可能通过转换对日本人身份认同的基本理解来重新定义国家公民身份。横滨中华街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地方社区，是这方面的重要案例：它通过展示多民族社区在一个假定的单一民族国家中的生存能力，颠覆了国家空间优先于地方空间的假设。解决这种地方包容性和民族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可能预示着日本社会将发生更深刻的变革。诚如引言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流向日本其他地方，现在更难将横滨作为例外加以否定，其结果就是，假以时日，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民族基础可能会被颠覆。这种变化可以从政治时事辩论、媒体话语中看出一些端倪，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趋势中，本书已将横滨华人儿女们所扮演的角色载入史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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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広田『華僑のいま』、二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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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原来的餐馆已经关门，但2011年这一品牌以邮购烧卖的方式复兴。参见「博雅公式サイト」、2013年5月6日、http：//hakug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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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菅原「チャイナタウン」、一〇二～一〇七頁。麦暗玉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起了日本名字“堀玉子”，尽管她说日语比说中文流利，但还是更喜欢用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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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あなたが選んだ神奈川未来遺産100」、神奈川県、2007年11月6日、http：//www.pref.kanagawa.jp/osirase/tosiseibi/machi/keikan/50sen _100sen/mirai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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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横浜中華街街づくり団体連合協議会『グランドデザイン』、七～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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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天璽「華人とは誰か」、四六～四七頁；朱慧鈴『華僑社会の変貌』、三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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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没有任何华人血统的日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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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潘民生「横浜山手中華街の過去、現在、未来」、五八頁。横滨市的两所中华学校，其毕业生获准参加神奈川县内的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毕业生必须先参加同等学力考试。东京的政策则更为严格，禁止在中华学校就读的日本人参加东京地区的入学考试。这一政策基于这样的理念，即这些学生逃避了日本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由于两所中华学校在学校分类体系中的劣势，学校的学生们也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只得到政府对每个学生的常规补助，而且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教科书和保险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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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潘民生「横浜山手中華街の過去、現在、未来」、五七～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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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慈満「百年の華僑学校の見証」、六二·六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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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広田『華僑のいま』、二三〇·二三六·二三八～二四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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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这一点上，笔者遵循David Hollinger的观点，认为世界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多重身份认同，强调许多群体的动态和变化的特性，以及对创造新文化融合的潜力做出反应”（Hollinger，Postethnic America，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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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譚璐美·劉傑『新華僑老華僑』、一四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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