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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社会主义观念的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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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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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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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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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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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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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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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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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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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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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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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9］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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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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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 · 叶 · 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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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成是“反革命”的口号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商业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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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成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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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14］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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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6］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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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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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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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高层中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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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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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成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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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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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还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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