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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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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前后的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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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他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月他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起他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1912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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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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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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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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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0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待战争，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他是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1916年11月经西班牙赴纽约。在纽约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托洛茨基认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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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武装起义的实际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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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4月初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被英国当局逮捕，直到4月底才获释返俄，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月了。由于1905年的声望，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这是统一合并，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严格讲，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由于在7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9月初获释出狱，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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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首先，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其次，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却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到了9月份，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然而，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列宁却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给予了大力支持。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承认，“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2］ 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文告宣布：“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3］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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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这是一个既不合逻辑又不符合史实的机构。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么能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呢？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20世纪30年代初揭露，此政治局是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24年倒填日期“组建”起来的！在十月革命期间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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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不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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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许诺。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谋求和平。12月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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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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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流行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5］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有19人与会，有表决权的是15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月23日的会议上又说：“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6］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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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各派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不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策略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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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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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托继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在3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的初版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7］建立一支正规红军，反对“游击作风”，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他的主张遭到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的抵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顺便说一下，有些人称托洛茨基为“红军总司令”，事实并非如此，总司令另有其人，托洛茨基担任的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受他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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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年12月，中央决定设立政治局，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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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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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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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工会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8］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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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成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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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列宁的提法是：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哈林出来打圆场，搞“缓冲”和“折中”，说“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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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0］但是，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就成了具有同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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