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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有鉴于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7条规定，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稍有不同意见，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废除任命制，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定期报告工作制，等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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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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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托洛茨基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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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末期，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粮食征收制。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广大群众对“一党专政”的不满，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暴动虽然被红军镇压下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了。党的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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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成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年11月14日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11］11月2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12］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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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委托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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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这以后由于列宁健康欠佳，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首先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持异议的某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查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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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病中的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13］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14］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15］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6］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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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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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党的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掌握党政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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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17］得到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今后苏联的计划经济提供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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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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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权力争夺成分，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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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取消任命制，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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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抗议国家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经济缺乏领导，混乱来自上头。接着，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认为党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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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的反击，展开全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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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18］。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警告“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成是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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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1924年1月，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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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是在实行“新方针”之后，党内争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一方打棍子、戴帽子，《真理报》不断刊载各地会议通过的声讨决议。给托洛茨基戴的最大一顶帽子就是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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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变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1924年1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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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显然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间的冲突会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因此主张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然而，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竟然在列宁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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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是要争取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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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宁不断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19］列宁对会议的关心，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是值得注意的。也许可以说，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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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去世后不久，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20］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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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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