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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俄国革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提出了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谈理论。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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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现实问题，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中角色，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这正是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结果。他先是以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的军职，不久除去伏龙芝，安排亲信伏罗希洛夫掌握军权。被削去军权的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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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季联盟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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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直到1926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促成他们从相互攻击到握手言和，主要有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等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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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就具体政策而言，则“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它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曼。他们把布哈林看成是“右派”，而把斯大林看成是“中派”。因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把斯大林看做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斗争方向就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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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年在联共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布哈林的六项指责：（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只靠富农；（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则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这几项指责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从根本上说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以致后来有人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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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借助列宁的权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纪念列宁吸收了25万新党员之后，党的成分大大改变，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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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托洛茨基从这里继续领导反对派的活动。1929年1月被驱逐出国。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主要的惩罚是驱逐出境，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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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期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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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初起，托洛茨基开始了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1933年），法国（1933—1935年），挪威（1935—1936年）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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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从事著述工作。从1929年到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最后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其次，进行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最后成立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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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由于他是过来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并且应当说，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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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的一个支部，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凡此等等，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鼓吹世界革命，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他们的组织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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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 · 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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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逃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 · 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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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和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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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其基本主张是：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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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为实现托洛茨基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体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托洛茨基的设想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时候列宁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在8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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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并没有被看成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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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从斯大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夺取政权，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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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3点：（1）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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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托洛茨基既有的观点，第二条并非他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应当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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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指望世界革命拯救俄国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也是世界革命论者，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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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仍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闭关自守的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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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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