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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看来，和平共处的实质是不用战争手段解决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和平竞赛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是所有各国人民期望的目标。让理智战胜狂妄，让解决国际生活中争论问题的谈判方式代替危险的‘实力较量’的方法吧”，［6］“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固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弃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基础上”。［7］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我们主张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让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拥护哪一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应该彼此和平共处，彼此并肩存在、共处。‘共处’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所有国家里只有同一种的社会制度，那么，就不会存在敌对的制度了，就根本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种共处问题了。那时，只是生存，而不是共处了”。但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国家的政策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世界免遭在本质上敌对的两种体系之间，这两种体系占统治地位的两类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灾难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言论说——竞争。因此每一方都尽可能地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应该排除用战争作为解决这种争端的手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共处”。［8］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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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赫鲁晓夫也采取了许多切实行动，与美国等国家达成协议，从奥地利撤军，推动日内瓦谈判，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开创先例，成为首访美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和平共处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宣称的那样成为苏联外交的总路线，实际上仍是一种策略手段，赫鲁晓夫的思想中仍存在许多“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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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色彩浓厚的“三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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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正如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所说：“我会见过的一些苏联领导人一贯坚信，资本主义已注定灭亡，而俄国的共产主义将统治全世界。这种发展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肯定的。在长时间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曾一再努力使我明白这一点。‘你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一再试图叫我记住，‘而我们将统治全世界！’我相信他确实是一本正经的。”阿登纳得出的结论是：“从其国土的广袤、它的专制政体以及这个国家里的共产主义狂热性来看，我认为这些还将在长时间内对其他各国人民构成巨大的危险，它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对这种危险人们还戒备得不够。”［9］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强调：“正在取代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种新的、公正的社会，这种社会能为每一个劳动者保证平等条件和一切福利。在这种新社会的大道上开满了自由、平等、富裕和和平的美丽花朵，它的胜利的进军是阻止不住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赫鲁晓夫的儿子说，在与肯尼迪会谈时，“父亲向美国总统证明，过不了多久，苏联就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资本家将会哀求着允许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什么条件都行”。［10］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过分自信和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否定，制约了苏联的改革，是其改革只在原地打转。这是其改革走不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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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看来，两种制度之间关系的主调仍是斗争。意识形态上从来没有过，现在也不可能有和平共处，意识形态上可以斗争，但国家关系要和平，“不能把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必须保持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而不是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11］“任何一种社会过程，包括国际事件在内，在阶级社会里必定带有阶级性，而这些事件的制造者即不同阶级利益总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反映……在对外政策范围内——国际关系范围内——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平共处既消除不了这种斗争，也不会使这种斗争缓和，它只是把斗争限制在不容许使用武器的和平范围内。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今天，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未有地尖锐了”，［12］“决不能把有利于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让步同原则上的让步，同涉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让步混淆起来。这里既根本谈不到什么让步，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迁就。如果要在原则上让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那么，这将意味着滚到我们的敌人的立场上去。这将意味着政治上的质变，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背叛。谁要是走上这样的道路，谁就是走上了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当然就应该对他开火，展开无情的批评”。［13］和平共处不等于承认资本主义的稳固性，也不意味着两制可以“永久共居”。为此，赫鲁晓夫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制造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修筑了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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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仍过高估计自身的实力，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没有认识到两种制度共存的长期性。苏共强调现时代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14］资本主义从上到下，包括它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陷在不可避免的瓦解过程中。它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人类大多数的权力。现在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苏共相信：“垄断资产阶级就是用核武器也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确定不移的进程。人类已经认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成亿的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混乱和周期性的危机、经常性的失业和大批人的贫困、生产力极度浪费的制度，就是一直带着战争威胁的制度。人类不愿意也不会容忍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体系。”［15］苏共仍信奉斯大林时期制造的这些教条，看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更没有现实地解释为什么柏林墙这边的居民不顾性命地往西方跑，而西方人却不向往社会主义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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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苏联开始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斯大林时期对第三世界关注较少，赫鲁晓夫把争取不发达国家当成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重要内容。非洲的殖民地的革命燃起了关于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 · 杜尔都宣布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输出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与美国争雄，把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头儿，恶化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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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路线”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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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共真正奉行“三和路线”，按事务本身的逻辑，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上，把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与美国的争夺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赫鲁晓夫虽然说和平竞赛，但在实践中仍与美国针锋相对，双方在中东、拉美展开了公开争夺。当1959年古巴发生革命之时，卡斯特罗并未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他的弟弟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很高兴，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古巴。赫鲁晓夫把保卫古巴看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威信的问题，努力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苏联是可以依靠的，为此他冒险向古巴运送导弹。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使赫鲁晓夫看到，卡斯特罗并不完全听命于莫斯科，也许会把苏联引向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军队擅自打下了一架U-2飞机，让赫鲁晓夫十分紧张，他担心苏美间会因此发生战争。苏联最后作出让步，从古巴撤走了导弹。对于赫鲁晓夫来说，“10月份的这13天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一切靠武力解决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时代结束了。过去是以武力对抗武力。现在任何一场危机都可能导致相互毁灭”。［16］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在发展核武器上止步，而是加大了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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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军事工业仍在快速发展，下表反映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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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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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1965年的十年间，“骨干”军事工业的数量增加了50%，其工人数也增加了50%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其总产值增加了21倍。［18］战前就存在的立足于备战的苏联经济畸形结构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强化。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19］其结果首先导致了民用消费品产量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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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苏共强调：“目前主要的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争取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绝对产量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体系。这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个走上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道路的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促进并加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20］但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进行的竞赛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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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9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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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产量增加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加70%，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大约60%。在这一计划执行的过程中，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修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提出了要在3—4年时间里使苏联的肉、黄油、牛奶产量赶上美国，说明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赫鲁晓夫急于求成，这一计划是极不现实的，因为1956年美国生产了1600万吨肉，苏联只生产了750万吨，二者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很快，在畜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变成了一句空话，成了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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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实行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制，从1960年10月1日起开始取消赋税，实行了8年制义务教育。“通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来提高人民的福利。”国家用于社会保险金、优抚金、助学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开支，从1958年的2150亿卢布增加到1959年的2300亿卢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里，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从1953年的67.9卢布增长到1964年的98.7卢布，差不多提高了50%。1965年与1960年相比，每千人的电视机拥有量从22台增至67台，电冰箱从10台增至29台，洗衣机从13台增至59台。居民的食品结构有所改善，10年间肉的需求量增长了70%，鱼增加了29%，油增加了34%。从1956年起实行新的退休制度，给所有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以物质保障，1959年有2000万人拿到了养老金，比战前的40年代高4倍。［21］赫鲁晓夫加快了住宅建设，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建筑的住宅质量不高，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的贫民窟”，但是，对于缺少住房的人来说，这总比没地方住好。改善居住条件的人，1952年有540万人，1954年有650万人，1956年有780万人，1957年有1010万人，1958年有1150万人，1959年有1260万人，1960年有1200万人，1961年有1130万人，1962年有1120万人，1963年有1100万人，1964年有1030万人。［22］拨给工厂土地，让工人自行解决食品不足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与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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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农业很重视，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54—1955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有344亿卢布，比整个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高38%。用于发展农业的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6%增加到1955年的18%，1953—1954年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了3倍。［23］同时，减少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了农民的宅旁园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剪刀差”，从50年代末开始，赫鲁晓夫又开始往老路上走，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缩小宅旁园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说1928年购买一公斤糖要卖7公斤小麦，那么1962年要卖14公斤小麦，1965年2月则要卖15—16公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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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价格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年6月1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其中肉价提高30%，黄油价格提高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价格会降下来。但人民不相信，既不信苏联的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价格将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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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切尔卡斯克、南方的亚历山德罗夫和中部的穆罗姆以及哈萨克的铁木尔套，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抗议集会，但大都化解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厂2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工人当然不满，工人开始罢工，厂长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月2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17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5000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者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1962年6月1—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25人，50多人受了枪伤，20多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86名军人中有9名被送进了医院。”［25］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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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反映了1965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刚刚下台时，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的情况（单位：美元，苏联也按美国价格计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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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65年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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