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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早已失去动力机制，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对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他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此后经过多次改革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在应该是解决如何对待体制改革问题的时候了。1985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讨论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上说，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绕了多年的圈子，反复衡量怎么办才更好，但实际前进很少。看来是由于害怕采取坚决措施而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保守主义作怪。今天我们遇到的实质上还是10年前产生的问题，但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许在这次工作中有消极情绪和惰性了”。也是在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工业中心、前勃列日涅夫派的堡垒——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基，对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的工人们说：“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进展得太快了吗？否，我们甚至一次都未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更加折中的方案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时代要求我们这样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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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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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但之后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例如，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2%，而1981—1985年下降为3.3%；同期由4.3%下降为3.2%，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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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问题可以说贯穿苏联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但都停留在口头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只引用一下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11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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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低60%—70%。1300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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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1/3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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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切，农业原料的损失约为30%。在采购和运输牲畜的过程中，损失10万吨。在采购和转运过程中，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已捕捞的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由于缺乏必需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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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俄罗斯就有2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急需大修或者拆除。大量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根本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街道与马路几乎有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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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当苏联领导正视现实的时候，国家确实已陷入了困境，已处于危机边缘。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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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效益下降和严重浪费，“形成了荒谬的局面。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的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做饲料。按每个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发展速度眼看着急剧下降，全套质量指标恶化，不愿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方面遇到困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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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经济效益时，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在多次讲话中尖锐地批评在苏联长期存在的基本建设中投资效益低的问题并没有好转，例如，他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指出：“许多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使不少物资被冻结，使生产能力增长停滞，国家不能及时得到需要的产品。固定生产基金交付使用计划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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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继续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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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到1982年出现了农业连续4年下降的局面，这种趋势在1983年到1985年并未得到控制。1983年苏联谷物产量为1.92亿吨，1984年为1.73亿吨，1985年为1.92亿吨，就是说，这3年没有一年达到苏联“十一五”（1981—1985年）计划规定年均谷物产量为2.4亿吨的指标。农业的继续衰退，对苏联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发展：迫使苏联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这类产品的进口额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0.5%、22.5%和21.2%，其中1984年粮食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额的8.2%，［13］因此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使苏联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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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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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苏联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相对于美国一直占有优势，因而，苏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但从7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停滞之后，苏美两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扩大趋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如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80%、85%和55%，而到1985年这三项指标没有变化。国民收入指标1980年苏联为美国的67%，而到1985年降为66%，差距扩大了一个百分点。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14］失去速度优势，这对苏联来说，不能不是严重问题。这说明苏联已很难赶超美国。正如戈尔巴乔夫说的：由于经济的停滞，“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15］苏联把失去速度优势视为涉及确保国家“战略生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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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联合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国家安全经济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现状分析报告。据这个材料分析，1976—1985年这1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除美国低于苏联之外，其他发达西方国家都高于苏联，这也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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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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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一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作用，对现阶段的苏联经济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前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即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办法了，而必须依靠科学的发展。据计算，如果苏联今后继续靠粗放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走拼消耗的道路，要达到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每个五年计划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量需要增加10%—15%，基建投资总额需增加30%—40%，需为国民经济补充800万—1000万劳动力。很明显，苏联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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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技力量的潜力很大，并有很多新技术发明。但长期以来，苏联新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的很少，而且周期很长。对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说：“最令人不安的还在于，我们在科技发展上开始落后”，科技停滞“不是由于缺乏科学成果，主要是国民经济接受新事物不积极”。在苏联，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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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着科技的进步，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苏联机械化水平提高得缓慢，生产中手工劳动比例一直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从事手工劳动的还约有5000万人，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则为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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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材料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据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科列斯尼科夫估计，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加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现在要落后西方8—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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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不久的1985年6月11日，就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使经济最大限度地适应于科技进步，保证所有国民经济环节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科技进步。”“要切实保证在加速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成绩的劳动集体处于优越地位，要使生产陈旧过时，缺乏效率的产品变得无利可图。”［18］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加速科技进步问题放到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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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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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他逝世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短期执政时期的整顿，但并没有好转。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和停滞不可能不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不断地揭示经济领域的危机现象，还揭露社会领域中的各种严重问题。他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都指出，当时苏联在社会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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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对讲坛上讲的东西，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不那么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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