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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酗酒、吸毒和犯罪等现象日益增加。莫斯科市去登记的吸毒者就有3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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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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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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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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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见不到创造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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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社会与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对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十分厌恶。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短短的两年零4个月先后有三位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病亡，这远远不只是刺疼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未来丧失信心。人们往往用嘲弄讥笑、编政治笑话讽刺老人政治。例如，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说：“大会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意思是说，苏共总书记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所以，大会主持人宣布议程时说：一、全体起立；二、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而此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和领导层成员却到处“展示”苏共中央总书记充满力量的活动——在电视荧屏上，在选举活动中，在他每天“发出的”呼吁书、答记者问、声明里，“使我们大家显得像在傻瓜的国家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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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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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全局范围来讲，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因为人们以前从来没有为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如此全面地装备起来。然而，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与矛盾重重的世界，这些危机与矛盾促使人们说：这几乎是历史上最令人忧虑的一段时期。”“当代世界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贯穿着各种对立倾向，充满着矛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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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也是十分不利的。长期以来推行与美争霸世界的政策，竭力争夺势力范围，这样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冷战的后果是使苏联不堪巨额军费的重负，经济被拖垮。“对苏联来说，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21］对东欧各国，大国主义、老子党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不准这些国家改革，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了摆脱斯大林的模式，独立倾向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刚刚开始改善。对第三世界的主权苏联不予尊重，往往加以干涉。1979年入侵阿富汗，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苏联“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22］很明显，上述国际环境，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必须调整对外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对此，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在开始改革时懂得，如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作任何改变，我们设想的国内改革也不会成功。”［23］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政治新思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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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根据1985年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从他执政初期的几次重要讲话来看，戈尔巴乔夫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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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费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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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发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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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对计划和管理，以及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造”。［24］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性的转变，转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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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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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要澄清至今还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联主要领导入主要精力花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3/4以上的时间和精力。”［25］2004年5月31日—6月1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乔治 · 华盛顿大学联合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 · 麦克福尔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回顾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很少关心经济改革，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在设法毁掉苏共，并在苏联实行民主化。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经济改革。民主化不是目标，而是取得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速度很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骤与其他苏联改革类似，都是将提高现有体制的工作效率作为目标。他的第一个针对不良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加速发展经济。实施经济改革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政治体系自由化还提不到议程上。这些最初的改革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改革管理苏联经济基础的基本体制，而是使现有体制运转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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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的论述，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是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二是从他执政近7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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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它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谈及经济问题的要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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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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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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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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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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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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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后不久的6月11日，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从而提出使经济体制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并提出，国家计委应变成集中大科学家和主要专家的国家科学经济机关，应大大减少集中下达的计划任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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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代表大会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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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那么快地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出来。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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